狀況，而改革的物件德川政權則已衰敗，無法抵抗新興勢力奪取政權。然而，如此大事，參與者必須有強烈的志願，方可冒險犯難，投身其中。

明治天皇即位時，日本已長期由幕府執政，天皇全無權力，徒擁虛銜而已。反幕的主要人士大多是西南諸藩的中下級武士，也沒有掌握現成的資源。明治維新能夠成功，當是許多因素湊合而發揮了巨大的潛力，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全面改革。

鴉片戰爭使偌大的大清帝國手足無措，竟為幾艘英國炮艦逼得割地開埠。這一事件震驚了東亞各國。美國海軍統領皮雷又於1853年率領艦隊駛來江戶（今天的東京）叩關，要求日本開放門戶，接著是英國與俄國也要求援美國之例通商貿易。當時日本由德川幕府執政，長期閉關鎖國，面對西方列強的壓力，正如清政權一樣，除了接受列強要求外，同樣束手無策。在日本的封建制度下，各地諸侯並不完全聽命於挾天子施號令的幕府。在九州島地區的西南諸藩，一向與關東的幕府政權並不十分融洽。這些“大名”（封君領主）在大洋航道開通以後，由於地處日本南端，也捲入西、葡、荷、英諸國的海上活動。中國東南的“倭寇”之患即是九州島諸藩人參加。為此，長崎港內的出島早就開放給外商居住，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據點之一。日本鎖國數百年，只與中國、朝鮮有合法的貿易。但是，長崎一港，正如中國的澳門，是特殊的口岸，也發展為日本與西方接觸的唯一商口。在長崎，有人教授荷文及西方學問，經此引入日本各地，號為“蘭學”。因此九州島西南諸藩的青年藩士對西方情形並不陌生（相對而言，中國廣東的外貿商賈固然經由澳門，也瞭解西方情形，一般儒生卻未必因為近水樓臺去主動了解西方事務）。

西方強力進入日本，九州島的青年藩士在憂患意識之外，還頗有心順勢迎接西潮。吉田松陰（1830—1859）就教育了不少明治志士。他自己在俄國船來日本時，即曾計劃登船，請求附舟赴歐。他到達港口，船已離去，未能成行。在皮雷的美國“黑船”靠泊江戶時，吉田於夜間登船，亦求附舟赴美，甚至甘心執役如奴僕也在所不辭。因為這一行動，吉田被判入獄，其後又因為尊王攘夷的安政大獄被判了死刑。另一個例子為福澤諭吉（1835—1901），年輕時即入蘭學的學塾學習西方知識，後來隨日本第一次外訪的考察團訪問歐洲，對於西方文化完全折服而遂有“脫亞論”，主張擺脫東方的文明，投入西方，學習列強的制度。這兩位日本學者，是明治維新的理論大師。他們的觀念主導了日本的思想，至今未衰。

日本自己沒有原創的文化，借用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的說法，日本沒有經歷過樞軸時代（AxialAge，指公元前800—前200年，西方、中國與印度等古文明，曾發生思想及文化上的突破）的突破而發展為文明。日本從中國輸入文字、儒家與華化的佛教，也學習了中國的律令制度。雖然日本是學習的好學生，但對於學來的文明並沒有血肉相連的歸屬感。過去學唐風，今天學西方文明，反正都是外來事物，猶如脫換衣服，沒有剔骨換心的痛苦。正因為如此，明治維新的措施及後續的發展，日本都可以選擇輸入：先學德國，再學英國，戰後又學美國，隨脫隨換，並無困難。關鍵之處在於他們必須找到自己在轉換之際，如何自我定位。有了一定的定位，即有了全力以赴的方向。明治維新正是重要的轉變關口，在此際及此後的日本，這一關口意義，在日本歷史上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三十五章　日本明治維新與中日甲午戰爭（2）

19世紀中期日本的倒幕之舉，是以“尊王攘夷”為口號，內含十足的中國文化價值。從日本立場言，自滿人入主中原，日本認為中國已淪於夷狄之手，日本則儲存華夏文化命脈，中華的命脈已在日本。日本一直自居為華夏中心，天皇地位宛如國王，代表華夏文化秩序，“夷”則是西洋。日本自認為已不是中國的邊緣，而是東洋的主人，相對而言，西方是新的蠻夷。幕府不足以擔任“王者”委託的“伯”，是以必須“奉還大政”，讓天皇自己主持“攘夷”的大業。

在進一步瞭解西方文化後，日本又將西方認作“文明”的境界，斥中國、朝鮮為不足為伍的劣者。這時候，日本自認為的使命是居於“文明開化”的強國之列，然後帶領東洋，抗衡“他者”的西洋。為了領有東洋，日本遂自以為有權利也有理由###中國，奄有東方海洋，以完成天皇萬世一系、八紘一宇的王者大業。這一套邏輯，使日本不斷改變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