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院融為一體，其組織也就名存實亡了。

中華教育改進社從1921年成立到1930年無形渙散，其存在的時間計有10年之久，它對於中國教育的研究、改進、普及與推廣，是有著卓越貢獻的。當時流行全國各校的許多新式教學方法，例如設計教學法、能力分團教學法、道爾頓制等等，都可以說是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功績，特別是它提倡並加以試驗的南京鄉村師範教育以及定縣平民教育，更可以說開闢了中國教育史上的新紀元。熊希齡這樣評價說：“敝社……每年招集全國教育代表，特開年會，討論改進教育議案，次第實行。……到會者機關約一二百，學校個人代表約二百人至七百人，結果甚為圓滿。現在各省學校所行之設計、道爾頓等等種種新式教法，以及鄉村師範及定縣平民教育，皆由此產生之泉源也。”中華教育改進社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應當予以充分肯定。

熊希齡：從統一黨理事到平民教育家（5）

熊希齡對於中華教育改進社的作用，主要表現為他不僅一直擔任著該社的董事，並先後多次出任董事長，是該社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實際籌劃著該社事務的進行和發展；而且他還始終是該社的各種教育方案與各種教育實驗活動的具體實施者和維護者。1923年，他擔任該社的第三任董事長時，在北平召開的第二屆全國教育代表會上，大力扶植他的夫人朱其慧首倡發起組織全國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民教育作為該社的一項重要發展內容，可以說是從此開始的。1924年8月25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北京成立，朱其慧被推為董事長，晏陽初任幹事長。該會的總會事務所就設在北京石駙馬大街熊希齡的家裡，並且初創時的經費，都是由熊希齡夫婦捐助。爾後，朱其慧將河北的定縣作為平民教育的實驗區，“以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之內容，用家庭、學校、社會三種教育之方式”，“擬在最短的時期內產生一套最基本、最簡易、最經濟的教育工具材料和方案，作為改造社會、復興民族的貢獻”。又“加強鄉村教育，將全國分成五區，以北京、南京、長沙、成都、廣州五處為各區中心”，進行鄉村平教的各項實驗。所有這些，熊希齡都是給予大力支援的。1931年朱其慧積勞成疾，不幸逝世。熊希齡這樣說：“熊夫人先前注重提倡平民教育，身為平民教育促進會董事長奔走各省，苦心勸導，故有定縣平民教育實驗區之設施。當其經費困難時，即自欲捐輸十萬元，以為基本，其經營貿易，勞費心血，以致體為不適，鹹由於此。”又說，“餘對於熊夫人之注重平民教育，則以石駙馬大街臨街大廈前進，作為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公所，以為熊夫人永遠紀念。但平民教育促進會停止工作時，則改為另辦其他公益。”可以說，中華教育改進社辦理最有成效的實驗活動，就是平民教育、鄉村教育與幼稚教育三項，而這三項中至少有兩項又是以熊希齡夫婦辦理得最為出色。由此也可見熊希齡對於中華教育改進社的作用之一斑。此外，從1926年11月10日開始，熊希齡就委託中華教育改進社對香山慈幼院進行教育研究。他完全是把香山慈幼院作為中華教育改進社的試驗學校進行辦理的，並且還聘請該社學術部主任凌冰兼充慈幼院教育股主任。1930年又與中華教育改進社合辦幼稚師範學校。他始終都把自己的教育事業與中華教育改進社聯絡在一起，不僅表明他對於改進社事務的極力維護，也表明他希望教育事業在全國各地發展與普及的良好願望。應該說，他為此所付出的心血沒有白費，當我們今天的教育史書上充分地肯定和宣傳陶行知、晏陽初等人的鄉村教育、平民教育的時候，其實也包含了熊希齡的一份功績。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熊希齡深懼國亡無日，投袂而起，為抗日救亡殫精竭慮，奔走呼號，發出了“一息尚存、誓當奮鬥”的呼聲。

1932年10月15日，熊希齡邀請在北京的大批親友###，決定將自己的全部家產都捐獻出來，擬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第開辦12項慈幼事業（北京4項，天津1項，長沙1項，芷江5項，鳳凰1項）。當時由熊希齡邀請來親友54人，他們組成一個董事會，制定章程26條，定其名稱為“熊朱義助兒童幸福基金社”，接受了熊希齡捐獻的全部家產，計大洋275200餘元，白銀6．2萬兩，這是熊希齡從清末到民初任職25年來的全部積蓄。當時熊希齡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還有一兒兩女，但他沒有將家產留給兒女，而是獻給了社會慈幼事業，一個慈善家真誠無私的形象，活現在人們眼前，試問有多少人能夠做到這一點？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