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夏天，艾奇遜和尼采經常到辦公室來坐坐，為他們支招。艾奇遜此時已基本上聽不見了，但是那些年輕學生非常高興能有機會聆聽他的教誨。在兩位年長的政治家的指導下，珀爾、沃爾福威茨和威爾遜撰寫研究報告，向參議院散發支援反彈道導彈系統的介紹材料。他們還組織人到參院軍事委員會作證，為重要的參議員、帶頭為該系統爭取資金的亨利·M。（斯庫普·）傑克遜起草材料。當斯圖爾特·賽明頓參議員畫了一張非常引人注目的、說明反彈道導彈系統行不通的圖表時，沃爾福威茨也畫了一張同樣搶眼的圖表供傑克遜反駁對方時使用。

到夏天結束時，鷹派取得了重大勝利，參院以51票對50票一票之差，批准了反彈道導彈系統。“他們（沃爾福威茨、珀爾和威爾遜）幫助我們寫的檔案，大大超過了好爭論和自負的科學家們撰寫的內容失實的檔案，”尼采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參院的投票結果使總統在與蘇聯談判中有了籌碼：美國現在可以主動提出以限制本國反彈道導彈系統的發展，來換取莫斯科做出類似讓步。尼克松最終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限制了今後幾十年中反彈道導彈系統的發展。該條約延續到2001年12月，直到喬治·W。布什政府宣佈美國將退出該條約。

1969年的那次較量，標誌著國會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那是自1941年眾院以微弱多數延長了和平時期徵兵制以來，有關重要國防專案投票結果最接近的一次。投票為國會圍繞軍控和武器系統的發展畸形的數十年的鬥爭搭建了舞臺；在這些攤牌中，支援和反對的雙方都請了科學家和其他學術專家來支援他們的論點。圍繞反彈道導彈系統的辯論也是後來圍繞著戰略防禦計劃的###的先驅；在所有這些情況中，關鍵問題是反導彈系統造價是否過高，是否有效。

身為門徒的知識分子（7）

1969年夏天后來被證明也是保羅·沃爾福威茨和理查德·珀爾的一個轉折點。他倆都發現，與學術界那些抽象概念相比，自己更喜歡涉足公共政策。透過與艾奇遜和尼采的聯絡，這兩位研究生體驗了華盛頓###的驚心動魄和未來在政府裡發展的可能性。後來，珀爾和沃爾福威茨成為20世紀最後幾十年里美國外交政策領域的兩位最主要的鷹派人士，就像艾奇遜和尼采在20世紀中葉成為冷戰的領軍人物一樣。

最重要的是，這兩位年長者向沃爾福威茨和珀爾灌輸了對同蘇聯搞軍控的強烈懷疑態度。他們認為，做出這種努力本身的願望也許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損害到美國的利益，甚至會從心理上削弱美國。

夏季結束時，珀爾留在了華盛頓，在參院裡為領導了反彈道導彈系統鬥爭的亨利·傑克遜參議員做辦公室助手。他再也沒有回到研究生院。在70年代，憑藉著傑克遜的強有力支援，珀爾成為國會反對與蘇聯搞軍控的主要推動者。亨利·基辛格後來寫道，珀爾“在追求自己更遠大的目標——阻止政府的軍控政策——時，既顯示出足智多謀，又表現得立場堅定”。

沃爾福威茨沒有像珀爾那麼快就放棄了學術生活。他返回了芝加哥大學，為沃爾斯泰特完成了學位論文，在耶魯大學找到一份教書的工作。然後，在1973年，他得到一個在政府的軍控和裁軍局工作的機會，他接受了這份工作，接下去的20年，他基本都是在國務院或者國防部裡度過的。

沃爾福威茨能夠獲得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間接受益於亨利·傑克遜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行了與蘇聯緩和的政策——目的在於緩和緊張局勢，避免衝突，在軍控問題上達成協議。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進行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達成協議之後，受到來自協議反對派的強大壓力。於是，尼克松為了維持國會對他的脆弱的支援，開始在政治上做出讓步，他希望以此來確保國會批准這項軍控條約。1973年初，在傑克遜的壓力下，尼克松同意撤換美國軍控和裁軍局的大多數高層工作人員；幾個月之內，13名高層官員被解職。傑克遜認定，尼克松第一個任期內的軍控班子過分熱衷於和蘇聯籤協議。尼克松和基辛格反正很願意換掉第一任期內使用的軍控談判者，這些人對基辛格不允許他們參加在莫斯科的談判感到不滿，他們對尼克松和基辛格對蘇聯人做出的讓步知道得太多了。

尼克松挑選了與沃爾斯泰特和其他鷹派人士共事的蘭德公司的戰略家弗雷德·埃克雷擔任軍控局的新局長。與他的前任相比，埃克雷對軍控是否明智以及能夠帶來什麼益處，要清醒得多。實際上，傑克遜是在負責進行軍控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