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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趙宋朝廷現在的實際情況。冗員、冗費、冗兵,這三冗帶來的沉重負擔,到了北宋末年這個喪亂之際的亡國時候,居然一點改善的跡象也沒有。王安石改革,立意甚好,卻以慘敗告終,最後落得個新舊黨爭,徒然消耗了宋朝國力。
趙宋厚顏無恥搜刮來的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奉養那些百無一用的貪腐官僚(宗澤、李綱等人如非亂世安能揚名,看他們在朝廷受排擠的樣子,就知道趙宋朝廷的主流官員是什麼鬼樣子)和屢戰屢敗遇到遼人慘敗遇到金人更是不堪一擊的殘廢軍隊。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開始積貧積弱,財政幾次面臨破產的危機。在仁宗慶曆年間,國家就到了難以的地步。浪費、貪汙、隱田、優厚的官俸,使得宋朝計程車大夫享受著前所未有的頂級待遇,而宋朝稅收之重,卻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的優禮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徵稅的耕地年年減少,鉅額的稅收落在了佃戶和中小自耕農身上,至於商稅也是盤剝中小商販。宋朝的職業僱傭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負擔一百多萬職業軍人的一切費用,這樣龐大的開支,只能用更大力度的壓榨來支付。盧俊義在山東、河北到處所見,便是自耕農被壓的喘不過氣來,中小商人被壓的接近破產。
盧俊義曾幼稚地想廢除趙宋朝廷施加在普通百姓頭上的苛捐雜稅,只用漢唐時期的基本稅制來收稅。結果這個身在北宋末年,想要利用天下之財,為天下所有漢人打下一個萬年基業的盧俊義悲哀地現,古代的基本稅收跟後世比起來實在是太低了,低到根本無力支撐持久的戰爭,低到根本無法借用整個國力去擴大中華的版圖。
古代中國是沒有西方納稅的概念,漢唐之前整體稅收的比例是很低的,徵收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極大地低於國家管理所必需的徵收率,這不是徵稅過高而是嚴重的徵稅不足。這樣的結果就是造成中間的食利階層(貪官汙吏)的擴張,原本輕稅的好處不能被老百姓所享受,而為食利階層提供了搜刮空間,而國家反而徵稅不足,不足以應付一個國家的危機,這樣的情況最明顯的就是在明末的時候,皇帝為了幾百萬兩軍餉導致了滅國的大禍,而進城的流寇卻輕易的在都搜刮了幾千萬兩的白銀,徵稅不足也是危及國家的生存。
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僅僅是財富,更重要的就是國家調集財富的能力,二戰前的德國、日本在這方面有特別之處,也是他們在二戰初期的優勢所在。而古代的中國,尤其是每個王朝最後階段,由於幾百年的積累,整體的財富還是很多,但是國家卻無法把這些財富集中起來成為國家力量,以至於籌措不起足夠的軍費。中國古代一直宣稱聖君的輕稅富民,結果就是普遍稅收率不高,國家集中財富進行戰爭的能力不足。
而且這宋代的稅收管理是很有問題的,每個縣的錢穀師爺幾乎是世襲的,記錄有本縣的土地和人口,但是隨著開荒和人口的遷移,這些師爺的賬簿也是與實際差別很大,同時各個縣的師爺們都有意的少記,以便自己截流稅款,導致記載的與實際的差別極大,是幾倍的差別。王安石等人搞變革和土地重新丈量,不但斷送這些惡吏的財路,而且會使以往的問題浮出水面,那樣的政治波瀾是過政治體制改革的,但是這樣的改革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不過,古代中國的稅收與現代世界接軌的只有一個地方,就是長江三角洲。古代俸祿由貨幣和糧食組成,而古代糧食主要來自淞滬太地區,在淞滬這個地區徵收的糧食,正好有大運河可以運送到北方,而北方糧食產量低,徵集糧食困難,而在長江三角洲以外的江南地區,丘陵的地貌也使糧食的徵收和運送困難,所以古代主要的國家儲備和俸祿均來自長江三角
些地方的皇糧稅收有時候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是|可以很好的生活,而且還成為了中國最富裕的地區。而這個百分之三十的徵收率,也接近了日後世界的平均水平。
後世的世界平均水平為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40,而後世中國的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0。不過在其他達國家,民眾收入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間,加上政府財政收入佔40左右,兩者相加差不多是100。
中國地情況有點奇怪。政府財政收入佔生產總值地比重約為30。百姓收入總額佔生產總值地比重卻在22左右。兩者相加只有52。剩下48大致有以下幾部分:一是政府收費、罰沒等形成地預算外收入。其中地很大一部分又轉化為“小金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