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胡喬木看了模型之後，轉呈毛澤東、董必武觀看。

董必武看了說：“是這座房子。”

毛澤東看了則說：“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於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李蘭天、杜民奉命來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號，尋訪內務部研究員、五十九歲的包惠僧。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後來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歷盡風風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從澳門返回北京，安排在內務部工作。毛澤東記起了這位老朋友，要他寫點回憶文章，併到上海實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與李書城夫人薛文淑一起來到上海。包惠僧出席過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則是當年望志路一○六號的女主人。他們詳細回憶當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紀念館的佈置越來越接近於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會議是在樓下開的，一時定不下來——因為李達說是在樓上開的。當然，薛文淑的回憶，顯然比李達可靠。因為薛文淑是那裡的主婦，天天在樓下吃飯，餐桌便是那張長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們是圍著長方桌開會的，理所當然是在樓下。

不過，薛文淑沒有出席會議，而李達是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話勢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權威性——儘管李達只在那裡開過幾天會。人們仍遵從李達的意見，把會議室佈置在樓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節，事先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輛轎車駛入興業路。從車上下來一位白髮長者，留著白色髭鬚，那面孔是報上照片裡常可見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一大”代表、七十歲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裁決”。他說：“當年開會不在樓上，而是在樓下，會議室應該佈置在樓下。”

董必武說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當時不似現在，人家有女眷，我們怎麼好走到樓上去開會呢？何況那時我們的會議還有外國人參加。”董必武的話，一錘定音。從此，那長方桌從樓上搬到樓下，完全恢復了歷史原貌。董必武興致勃勃，當場揮毫題詞。他借用《莊子·內篇·人間世》的一句話，寫下自己的無限感慨：“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莊子》原文為：“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這八個字，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簡”到“巨”的歷程。中共“一大”紀念館自從一九五二年建立以來，至二○○三年六月已經累計接待了海內外參觀者一千多萬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紀念館的展覽場地已經顯得狹小，自一九九八年六月起開始擴建——原紀念館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庫門式的建築。擴建之後，陳列面積比原先擴大了四倍。

第一部分：小引追尋美國發現中共“一大”文獻　1

費盡周折，在歷史的長河中，終於找到了中共“一大”會址，恢復了當年的原貌。

然而，會址只是表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什麼地方召開。會議的核心——中共“一大”檔案，卻茫然不知所蹤。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們都記得，中共“一大”曾透過一個綱領和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顯然，這是中國共產黨極端珍貴、重要的歷史文獻。尋找這兩篇歷史文獻，其意義絕不亞於尋找中共“一大”會址。遺憾的是，這兩篇文獻當時只有手抄稿，並沒有正式發表過。在那樣動盪的歲月，幾份手稿能夠儲存下來嗎？滄海橫流，何處尋覓？

早在一九三七年——在中共“一大”召開後的第十六個年頭，尼姆·韋爾斯女士在訪問陝甘寧邊區時，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問起了中共“一大”文獻的下落。

在尼姆·韋爾斯所著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書第一卷《紅塵》中，記述了董必武的回憶：“原來陳獨秀要參加會議並確定為這次會議的主席。但是，那時他必須在廣東，於是張國燾代替他。關於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我們決定製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最早的檔案，我們一份也沒有了。……”是的，是“都丟失了”！“一份也沒有了！”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檔案杳無音信，遍尋無著……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發生在大洋彼岸——與中國萬里之遙的美國紐約。

一九六○年，坐落在紐約的美國排名第七號的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名叫韋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譯，應譯為C。馬丁·維爾巴，而他卻給自己取了一箇中國式名字“韋慕庭”）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