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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的親戚在一○六號開了當鋪。不久，又改開“恆昌福麵坊”，屋裡安裝了搖麵條的機器，生產掛麵，外牆也刷成白色。如此這般，那一排房子變得面目全非。難怪楊淑慧來來回回走了好幾趟，這才敢說那兒有點像……

董正昌所說的那位姓李的先生，顯然是李書城——李漢俊的胞兄。

李書城當年的“官兒”不小。他是孫中山的總統府顧問、國務院參議，租下那兩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漢俊從日本留學歸來，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說中共“一大”是在李漢俊家中召開，亦即在李書城家中召開。李家，也就是後來的“恆昌福麵坊”——望志路一○六、一○八號，便是中共“一大”會址！一個重大的歷史之謎，終於初步弄清了……

第一部分：小引追尋毛澤東　董必武投來關注的目光　1

中共上海市委很謹慎，沒有馬上把興業路上那一排房子確定為中共“一大”會址。市委派人把興業路、《新青年》編輯部、博文女校三處拍了照片。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楊重光帶著照片專程赴京。

楊重光是這樣回憶的：“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後，接待我的胡繩同志答應把這些照片呈請中央領導同志看看。“兩天後，胡繩告訴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注：董老，即董必武。毛澤東和董必武均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們說：博文女校是‘一大’召開期間代表們住的地方，開會地點是在‘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家裡。李書城在新中國成立後任農業部長，胡繩要我找他弄清確切的地址。

“我到農業部找到李書城。他說：‘那時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六、一○八號，現在路名和門牌都改了。’……”這麼一來，中共“一大”會址得到了證實。不過，畢竟事關重大，中央又委託李達前往上海，實地看一看。

李達，毛澤東的老朋友，毛澤東總是稱他“鶴鳴兄”——他字永錫，號鶴鳴。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漢俊共同籌備中共“一大”，他當然比楊淑慧更加熟悉李漢俊的家。解放後，李達擔任湖南大學校長（自一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元月）。

李達來到上海興業路，步入“恆昌福麵坊”。他連連點頭說：“是在這裡，漢俊的家是在這裡。”李達的認可，富有權威性。於是，興業路上那一排石庫門房子，被肯定為中共“一大”會址。中共上海市委開始動員“恆昌福麵坊”喬遷。“喲，我們住的原來是一塊寶地！”“恆昌福麵坊”的老闆得知內中原委，高高興興答應搬走。不過，搬遷總要有個過程，搬遷之後還要修繕。這樣，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大慶，作為中共誕生地的興業路七十六號、七十八號，還掛著“恆昌福麵坊”招牌。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在上海蒲柏路十四號，兩位幹部模樣的人物，正在辦理承租私房的手續。這兒是“戴瑞記經租處”——陳老太的賬房所在處。那兩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處的幹部。他們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託，向大房東陳老太租下興業路七十六號和七十八號兩幢石庫門房子。“今日起租？”賬房問。“今日起租。”幹部答。“租金四十二點四折實單位。”“好，按月照付。”

雙方就這樣談定了租賃手續。所謂“折實單位”是解放初所實行的一種以實物為基礎而以貨幣折算的單位。當時的房租、工資、公債之類都按折實單位計算，為的是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這種制度一直實行到一九五四年底才告結束。在起租時，每折實單位約合人民幣舊幣五千五百元，即現在人民幣五角五分，亦即月租為人民幣新幣二十三元左右。這樣，李漢俊的舊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來。

二十來天之後——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發出通知：把興業路上的中共“一大”會址、老漁陽裡二號《新青年》編輯部和博文女校，都闢為革命紀念館。為此，成立了管理委員會，由夏衍牽頭，擔任主任，委員有惲逸群、陳虞孫、方行、沈之瑜、楊重光。管理委員會負責這三處革命紀念館的修復、整理以及籌備建館工作。後來，又增加了周而復、葉以群為管理委員。

在這個管理委員成立後的兩個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興業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