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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歲時成為了一名中學教師，在一個醉酒的黃昏醺然穿過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僂地站在路燈下潦倒而蒼老。我從五歲開始便牢記著他的面孔，那時他把一挺插上彈倉的機槍架在我家門口，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著我的父親。我在外婆的膝間瑟瑟發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樣的槍口何時會噴吐。

以後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親煤礦的抄飯派頭目。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為我童年的恐懼而羞愧，這種羞愧漸漸被歲月熬製成一種仇恨。我難以原諒他對我善良親人曾有過的巨大侮辱以及對我一個孩子的傷害。

但是早在我成為一個青年以前，他就被礦山開除了，我也漸漸淡忘了對他的懷恨。而這個夜晚當他重新出現在我被酒精點燃的眼中時，我潛伏的恨意頓生。他不再是一個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惡畫面。我殺機四伏地撲向他一頓暴打，他永遠無法想象這場橫禍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長時間來，我一直為我青春時代的狂怒心存內疚，並由此開始思考關於聞割的問題。

我的故鄉是一個四省交界的偏遠小鎮，即使今天依舊交通閉塞。外地人很難想象聞割之火，竟然也會燃燒到這樣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個初有記憶的孩子，但恐怖的畫面卻會讓人終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發出一種死魚的腥穢，瘴氣盈滿小街。突然某個午後，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搖動著黑壓壓的扁頭，河水頓時渾濁如湯。全鎮人目瞪口呆地面對如此奇觀彷彿大禍將至，遂傾巢而動手持竹竿朝水面亂打，無數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戰一直持續到黃昏，一場暴雨才終於結束這次血腥屠殺。

小鎮的聞割之火事實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讀大學的幾個學生回鄉點燃的。此前人們只知道山外又在開始一場運動，其具體形式和物件皆不明瞭。若干年來的運動都是對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對這所謂史無前例的新的割命皆無興趣。

這幾個大學生是小鎮的鳳毛麟角，他們在都市學習和襲腦，必然要成為時代精神的先瘋和代表。他們秉承一個尾大意志彷彿懷揣真理，以一種神聖的使命姿態回來，要把小鎮拖入歷史軌道並與時代保持同一節奏。只因他們有知識，所以他們比鎮長更能詮釋“瘋之修”的涵義。沒有誰敢於阻擋他們率領一群學弟學妹去焚燒圖書室，去砸碎寺廟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當人們看見他們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鎮令導押出來披鬥，竟然無人干預時，被壓制多年的人民終於找到了洩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個小煤礦的礦長，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氣急躁偶爾罵人外，基本可謂供餐黨內的好人。那個夏天，我突然發現他頭戴一頂紙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後則跟著一大隊扛著刀槍的工人。我興沖沖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親的化裝遊行，卻看見母親的淚眼從此，我們被帶進了一個驚恐而壓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燈塔園，那是模仿延氨寶塔的建築，是那個時代普遍流行的批逗臺。家父則成了那石階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項掛沉重木牌，彎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為當時小鎮的一道風景。母親實在不忍，用玻璃瓶裝上涼茶讓我和姐姐送去，我從大人的腳縫中鑽進去叫父親喝水，卻被扭著他手臂的人搶去喝光然後將瓶子砸碎。

那個時代，每個基層單位都有武裝部，充滿了各種二戰時期的武器。被髮洞起來的群眾開始有恃無恐地搶接這些槍彈武裝自己，他們似乎突然回到了大割命的農民暈洞時期，一切無正負主義的行為皆成為時尚。

我看見鄰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槍，鐵匠天天在打造梭鏢大刀，平時老實巴交的鎮民忽然都變成了戲劇人物，各自扎著皮帶戴著袖標斜挎著盒子炮在大街上巡迴，彷彿暴洞或起易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進了戰爭歲月。母親是供銷社的會計，一個佑哌卻要負責財務報銷稽核，現在那些造飯了的同事來報帳，都是先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拍。我們每天都在戰戰兢兢中進入黑夜。

但並不是每個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膏最辛指示又從北平傳來，全鎮要舉行火炬遊形歡慶，家家得自備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報尖叫，說是蘇聯的坦克已開到鄰縣，全體鎮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