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一家婦孺俱屠。這才叫共和精神，沒有這種寬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國的南北戰爭，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統一國家的大旗。兩軍相對，血流漂杵，一旦南軍言敗，不僅不誅降將，不罪附逆，連資助叛軍的奴隸主也不予追究責罰。這種民族精神和氣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這種解救暗合《聖經》的教誨：我吩咐你說，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暗合中國聖賢的智慧：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在任何制度、對策裡，愛、寬恕都比制度和對策本身更重要。

野夫還對組織一詞進行了梳理，野夫說，“組織”作為名詞，似乎是從日語演變的一個外來詞；在古代漢語中，它只是一個動詞——編織或者構陷。這個名詞的引入，最初大約只是用於醫學抑或生物，比如細胞組織；其歷史不會超過100年。但就是這麼短的一點時間內，這個詞忽然發酵般膨脹起來，成為20世紀迄今風靡整個中國的一個社會性名詞。它剛開始還只是表示根據一定的目的、任務和系統結合的集體或者社團，比如黑社會組織；但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狂飆突進，這個毫無定性的詞語，竟然會在辭典上衍生出一個專有的義項——特指中共。野夫做了阿倫特意義上的極權主義分析：發明組織的人，是按機器原理設計的這個怪物，個體的人在組織中，不過類似某個螺絲、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組織所不允許的；組織只會冠冕堂皇地提倡集體主義，會用無數教條來幫助你遺忘作為人的個性和人性。而且，有組織就會有紀律，面對這種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條約法宣誓——這一古老的習俗卻是向中國自古而來的江湖黑幫學習的。在孫中山最初把這一封建迷信甚至殘酷的手段引進到現代社會的黨團制度中時，其誓詞曾經是非常駭人聽聞的——叛黨違誓者將被誅殺老幼。在“聯俄聯共”的北伐時代，我們今天的組織，也學會了這一手段，所以“拋頭顱、灑熱血”這樣血腥氣十足的語言，才會成為我們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漢語。

這樣的明哲，使得野夫在論述歷史時，有一種理解之從容。即使他在談論共產主義思潮時，仍對其抱著瞭解之同情：“恩格斯在論述到土地問題時，他所主張的仍是由政府贖買再來分配給窮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經吸引許多悲憫的知識分子的原因。”

這樣的論述在野夫的文章中雖不多見，卻構成了野夫文體極為珍貴的一個部分。它親切、平等而溫暖，自覺覺他，展示了一個現代中國人關懷的寬廣和深度。它告訴一切意識形態治國論者、專家治國論者、精英治國論者，現代中國人不能被代表，一個詩人、作家，一個鄉間野夫同樣對國是、對歷史和現實有自己的見解。野夫實踐了現代國民的文明精神：生存的開放性，對政治的用心。如同啟蒙以來的哲學家斷言併為發達國家的公民所實踐的：現代人透過政治來實現自己。野夫實踐了現代知識人的人格，自由，獨立，本身即一獨立政府，人格在國家社會層面之上。野夫實踐了中國文明的匹夫立身原則，天下興亡在他心中，如傳統漢語尊崇的華夏人物：山中野夫，儼然國士。

六．

跟詩歌一樣，散文向來被中國人稱為當行本色。散文是中國人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表達方式，天朝道德文章似乎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人生經驗。即使五四以來的仁人志士們揭露了天朝文章瞞和騙的事實，證明傳統文學不適應世界之中國經驗，而以新文學啟蒙國民。但新文學主流化後也日益走向反動，闊後變臉、勢利，向權貴獻媚，成為跟現代公民精神格格不入的玩意和擺設。我在《惜語》中說過：“白話文運動已經百年，誰能料想吾人專制能還魂借屍，現代漢語最先最大的成果在於它的反動。”“在發達國家複雜精巧的文明制度面前，吾人社會醜陋不忍卒睹，吾人面對複雜束手無策，動輒得咎，咎則歸於民智低劣和異族利己，仍如文革求救於語言文宣，求教於自我瞞騙。現實愈恐怖，吾人語言愈華美；現實愈苦難，吾人語言愈有福。於是，中西碰撞，幾乎重演大清帝國的悲劇。”

關於中國文章可以展開成鉅製長篇，但對於它的特徵其實可以訴諸常識。我在《破碎》一文中提及：“軸心時代的東土諸子，孔老墨莊孟韓屈平，幾乎都出身於貴族，遊走於諸侯，就食於豪門。……即使周文有蔽，春秋臨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但這個大陸上的言語、暴力、糧食連同活人，都屬於上流社會，都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