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衍生出仇恨，野夫寫道：“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為我童年的恐懼而羞愧，這種羞愧漸漸被歲月熬製成一種仇恨。我難以原諒他對我善良親人曾有過的巨大侮辱以及對我——一個孩子的傷害。”

恐懼還衍生出愚蠢、荒誕，野夫寫他小時候跟姐姐起照相，父親在照片上代他們加上一句手書“我們姐弟永遠忠於毛主席”：“當我讀出我父親當年的苦衷時，我油然而生一種驚觫——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啊。我怎能相信父親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兒，正因為毛而失學，他正因為毛，而要承受漫無邊際的侮辱和傷害。但是在那個年代，他別無選擇，他像多數人一樣要學會愚蠢以求自保。”

這樣的恐懼顯然不只屬於野夫的孩童時代，也屬於我們當下。野夫對監獄的描述，對集體生活的描述，可以讓每一個當代讀者明見他生存的本質。

跟恐懼相輔相成的主題就是“殘忍”了。“殘忍”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或者說，它就是我們生存的前提：“我們去公安局報案，他們說人失蹤一月後再去備個案即可。我們去民政局求助，他們說沒有尋人的職責。我們去電視臺，他們說上級不允許播尋人啟示，走失的太多了。我們自己影印招貼滿街去貼，城管的跟著就撕，逮著還要罰款。整個國家沒有一個救助機構可為我們分憂，我的母親就這樣走失在她的祖國。”

野夫反躬自省，他對殘忍也曾熟視無睹，他是從六歲開始就把惡行和暴力視為情有可原且法無可懲的正常生活。那一年，他在老師的教導下，和同學們一道去抽打一個小偷，那個窮得想給孩子偷三尺布的農民，在大人唆使的孩子們的抽打下，“不停的哀號，絕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雙眼現出死亡的寒光。我揮了幾下便因恐懼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還沉浸在自己編織的絕妙遊戲中。最後，我看見他喉嚨嘶啞只剩魚唇般的無聲張合，身體搖晃如失去平衡的風箏，在極限的一擊下砰然栽倒……”

野夫筆下的殘忍似乎已經司空見慣：“我們早在孩童時代，這段怵目驚心的語錄就被譜成了流行歌曲，整個國家都響徹著它恐怖的回聲。在野蠻的旋律中，孩子們優雅地揮動皮帶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學，逼迫老師吃屎，打家劫舍，虐殺著無數無辜的人們。我這一代，估計很少有暈血的人，因為在我們的少年階段，眼中早就充斥著淋漓的鮮血，對許多人生慘酷，早已見慣不驚。”

五．

野夫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字精準、詩意，又不乏子曰詩云般的典故和博學，他在傳統、現代之間出入自如。但他又絕非傳統或現代意義上的純粹文人，在他寥寥幾筆的論述中，我們可知他是一個同樣對農民的歷史、土地問題、極權主義心理、現代性問題關注極深並有自己見解的志士。

野夫論述傳統中國的土地問題：“在封建社會，君主雖然認為天下即朕，但在實際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認私田的。也就是說，除開朝廷徵佔的公田，部隊開發的屯田，分封賞賜的職分田，其它自耕田、永業田和莊園均屬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畝納稅即可，民間的私相買賣和授受皆不干預，政府只作登記收稅。明朝鼓勵人民開荒造田，給地15畝，免徵三年，有餘力者不限頃畝。洪武二十七年詔曰：額外懇荒，永不起科。這意味著你自己篳路藍縷開拓出來的田地，政府連稅賦都放棄。所以在明朝，官田僅佔百分之十一，清朝則只有百分之四點五。”在這樣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白，20世紀的中國政府，無論以什麼名義，革命、國家利益、管理效能，對土地的生殺予奪，都是對文明的背叛。

野夫論述農耕文明生態：“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樣的種子卻並不能保證獲得同樣的收成。天災人禍皆能逐漸拉大人與人之間的貧富距離，於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賣田，自然便有人收購。一切皆由市場經濟在操縱，往宿命上說，人生的禍福還自有許多看不見的因緣。就這樣，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僱農。”這樣的論述有如《聖經》中的神諭和智慧：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這樣的明見是對一切制度決定論、進步論和歷史規律崇拜的解毒劑。野夫的解救之道也同樣有著歷史和天人情懷：“滿人入主北京後，還知道徵召起用晚明的遺老，對那些拒不奉詔的不合作主義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滅而不趕盡殺絕。一個國家的血腥氣太重，終非好事這當是所謂人主皆知的事。”野夫論述說：“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還是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真正取代清室時，採用的卻是善待優撫之法，而非如蘇俄十月革命後對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