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時住在定惠院，這個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離江邊還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飯，午飯與晚飯後，總是在一棵山植樹下散步，關於這種情形，他寫了些極其可愛的詩。不久，身邊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熱誠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長江對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給他。在雨天，東坡睡到很遲才起床，快近黃昏時，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東山麓漫遊，在廟宇、私人庭園、樹陰掩蔽的溪流等處，探勝尋幽。在別的日子，有時朋友來訪，則一同到長江兩岸的山裡遊玩。那一帶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區，鄉野風光如畫。南岸有攀山，聳立於湖溪交錯的平原上。

蘇東坡幸而死裡逃生，至少是個驚心動魄的經驗，他開始深思人生的意義。在六月他寫的別弟詩裡，他說他的生命猶如爬在旋轉中的磨盤上的線蟻，又如旋風中的羽毛。他開始沉思自己的個性，而考慮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寧。他轉向了宗教。在他寫的《安國寺記》裡他說：

〖餘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差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裡像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

與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內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個方向。誠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尋取到安靜，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確，而人生只是一種幻覺，人應當完全把社會棄置不顧，這樣人類就非滅絕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達到精神的空虛和無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擺脫個人的牽掛，而儒家是抱現實的思想，要對人類盡其職責義務，於是兩種思想之間便有衝突。所謂解脫一事，只不過是在獲得了精神上的和諧之後，使基層的人性附屬於高層的人性，聽其支配而已。一個人若能憑理性上的克己功夫獲得此種精神上的和諧，他就不須完全離開社會才能獲得解脫了。

比方說，在社會上有對抗邪惡一事。理學家朱熹批評蘇東坡出獄後寫的兩首詩，說其中沒有克己與自新之意。那兩首詩，如前所見，似乎還是以前老蘇東坡的本色未改。問題是，他是否有意改過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緘其口，國事有錯誤也絕不批評嗎？對不太親密的朋友，他是一個回答法；對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個回答法。

在蘇東坡寫給朋友的兩封信裡，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給至交李常的。因為李常曾寫詩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詩太感傷，蘇東坡不以為然，寫信回答他。信上說：“何乃耶？僕本以鐵石心腸待公。吾濟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生死之際，若見僕困窮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雖懷坎憬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一切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垢病也。”

在控告蘇東坡案中，王鞏獲罪最重，現在流放在偏遠的西南，蘇東坡給他寫過幾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鞏受牽連，而受此苦難，至為難過，但接到王鞏的信，知道王鞏能於哲學中自求解脫。他回信中說：“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接著說起道家長生之術，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間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

但是對老朋友章惇，他的說法又不同。章惇現今官居參政諫議執事（副宰相），曾經寫信勸東坡改過自新。對這位朋友，東坡寫了一封非常貼切的回信，悔過之意，溢於言表。寫得再得體不過，簡直可以呈給天子龍目御覽了。其文如下：“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狠自用，不以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稍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