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國力原因，腐朽呆板的大清王朝不僅僅在國力上已落後於日本，而且在整個氣韻上也呈垂垂暮氣。相反，對手日本在經過明治維新之後，學習了西方很多的科技和管理，不僅僅在國力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整個國家也呈現出巨大的朝氣，新的國民們以國家之事為己任，將自己的一切與國家的沉浮緊密地聯絡在一起，這樣的方式，使得這個新興的國家有著一種令人生畏的原動力。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和國民在思維方式以及理解能力上有了質的飛躍，科學和理性的思維方式佔據了主流，整個國家的效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從軍隊本身來說，當時日本軍隊中那種來源於西方的精製而周密的準備、縝密的思考方式可以說是在當時的中國軍隊中所鮮見的，在日本軍隊中，已使用了西方軍事當中的戰法與陣法。這樣的陣法與新式武器結合緊密，力量是巨大的。雖然李鴻章的淮軍也是一支久經沙場的常勝軍，曾經以剽悍的作風擊敗過太平軍以及捻軍，而北洋水師也沿用了西方軍事的一些訓練並且聘請了外國軍事顧問，但在淮軍中，那種理性而縝密的思維方式並沒有深入人心，有的只是一些皮毛和表面，相比日本軍隊的現代方式，作風剽悍的淮軍因為組織和戰術上粗糙而隨意，同時缺乏現代戰爭的多兵種的協同作戰方式，只能算是中世紀的兵勇，算不上是一支現代意義上的部隊；而那種一對一之間的捉對廝殺，在兩軍的熱兵器對壘中，往往無從發揮。更何況由於久疏戰爭，此時的淮軍早已是今非昔比了。至於北洋水師，丁汝昌對於海軍的不熟悉，掌控能力較弱；經費嚴重不足、訓練和作戰水平差、軍紀不嚴等，也是失敗的重要因素。可以說，清國的軍隊在對現代軍事的理解上和運用上已經遠遠落後於日本部隊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從實力上說，是國力上的原因，而具體到軍事上，則是組織、管理、協調、意識等方面的失敗。全方位的落後，導致了甲午戰爭一敗塗地，失敗得窩窩囊囊，失敗得稀裡糊塗，失敗得莫名其妙……李鴻章又有什麼辦法呢，在這種情況下，他只有悲憤和認命了。

第八章 傷心與恥辱（3）

朝廷向日本提出了議和的倡議。輸光了的李鴻章愧於與日本人面對面，當恭親王試探著讓李鴻章前去日本議和時，李鴻章回信說：“在下與張蔭桓等人再三商量，覺得現在只想派一名忠實可信的洋員前往，既容易得知對方的意圖，又不會引起對方的懷疑。”李鴻章選定的這個人物，就是在天津海關工作20餘年、對李鴻章忠心耿耿的德國人德璀琳。李鴻章在同一封信中寫道：“德璀琳在天津工作20多年，對我很忠心，中法議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藤博文到天津與我訂約時，他認識伊藤幕僚中的一位英國人，於是又從中相助，很是得力。如果讓他前去日本酌情辦理講和一事，或許能夠得到轉機。”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得知清政府準備派洋人來日本代為商談議和事項之後，馬上與首相伊藤博文進行商議。在節節勝利的情況下，日本當然不想立即收兵，他們想再次擴大戰果，佔領東三省部分領土，以此來逼迫清國做出更大的讓步。更何況，中國政府此時派來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來打探虛實的。因此，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商定不見德璀琳，迫使中國政府派出更有資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國。1895年2月1日，清政府又派張蔭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達日本人指定的談判地點廣島。第二天，雙方互換國書。伊藤博文發現張蔭桓和邵友濂所攜帶的國書文字中有“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內容，認定二人授權不足，與國際談判慣例不符，拒絕與他們談判。張蔭桓和邵友濂急忙寫信給陸奧宗光，申明光緒皇帝的確向他們授予了議和全權。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饒，甚至駁回了張蔭桓和邵友濂發電報給國內修改國書文字的請求，還藉口說廣島是日本軍事重鎮，不許閒雜人員逗留，將張蔭桓和邵友濂趕到了長崎。

就在張蔭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絕的當天，伊藤博文與使團隨員伍廷芳進行了一次談話。伊藤博文問伍廷芳：“你方為什麼不派遣重臣來呢？請問恭親王為什麼不能來敝國？”伍廷芳答道：“恭親王位高權重，無法走開。”“那麼李鴻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議和，貴國怎麼不派他來？”伍廷芳隨之反問：“我今天是和您閒談，那我順便問問，如果李中堂奉命前來議和，貴國願意訂約嗎？”伊藤博文自然能夠聽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得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來，我國自然樂意接待，但還是符合國際慣例，必須擁有全權。”

就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