慮。由於科舉制度的嚴格和縝密，加上理學的滲透，在明清兩朝，已經沒有土壤能出現趙匡胤式的亂世重臣，也很難出現諸如諸葛亮那樣的英才了，能夠出現的，只是這種體制設定的模具所鑄造的器用者。對於絕大多數朝廷重臣來說，已經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只是犬性和羊性，見利忘義，或者是亦步亦趨、無所事事。對於李鴻章來說，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長經歷都不足以支撐他成為一世梟雄。李鴻章出身社會下層官僚家庭，從性格上來說，並不是一個有著天地情懷的人，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對於天地萬物的思考與感悟也非常有限。李鴻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歷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只會在意個人的利益與功名，並不是一個為理想和情懷甘心捨棄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著大境界，李鴻章擁有的，只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場的老謀深算。

在這樣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鴻章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只會是淺層次上的追求，談不上從本質和深層次上的理解。越到晚年，李鴻章變得越來越現實，疲於奔命各種事務，很難從諸多的事務中脫開身來。從追求上說，李鴻章對於自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狀況已相當滿意，他更願意在一種光環下生活而不願意去做那個光環，因為這樣更安全。李鴻章最終選擇了一種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執行者的面目來出現，在現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時，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服務於朝廷，而又有著自己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的中央集權，發展到明清之時，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政壇那種選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傾向，使得官吏們很難保持一種銳氣。知識分子那種因為擁有真理和才華，而具備的高貴感和英雄氣質已經蕩然無存。儘管李鴻章權傾朝野，也擁有廣泛的權力網和關係網。但是，在當時清朝的那種繁瑣無比、互相掣肘的政體以及組織方式下想要有所作為，必定難上加難。更何況李鴻章要想使其組織在全國範圍內發生效力，他還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撐，那就是絕對權力。李鴻章從未掌握過中央大權，他一直在軍機處外，甚至在洋務運動時期也與總理衙門大臣職務無緣，李鴻章在最盛時期也只不過是京城所在的直隸省的總督。雖然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當清國總理衙門沒有能力處理對外事務時，李鴻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贏得了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的權力，使自己成為與總理衙門並駕齊驅的一個單人外交部。但李鴻章掌控外交大權畢竟“名不正，言不順”。而且，李鴻章的權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財政和其他資源，經常有賴於他管轄的以外的省份。官僚體制的一個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慣性來操作的話，順理成章輕而易舉，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式的話，事情的進展就顯得無比艱難。除此之外，李鴻章在很多事情上，還不得不主動適應當時的“潛規則”，那就是必須大量地向他的上級獻禮和諂媚。當醇親王在甲午戰爭前寫信給李鴻章，說修萬壽山的銀子不夠用，希望李鴻章和各位督撫能籌集點銀子時，李鴻章不得不挪用海軍軍費為慈禧修建頤和園。在那樣的制度中，類似的貪贓枉法再正常不過。李鴻章熟悉這個制度的一切潛規則，同樣，他也是運用潛規則的高手。

第十四章 忠與奸（5）

李鴻章不肯上前臺可能還有更深一層次的考慮。那就是對於亂世的擔心，時局不明，前臺的人極可能成為犧牲品。李鴻章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當清國陷入洋槍洋炮開啟國門的泥淖之中時，中國何去何從，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李鴻章顯然缺乏清醒的認識。正是因為認識上的困惑，李鴻章更願意幻想去輔助一個名主，艱難而安全地去從事著自己的事業。或者像曹操一樣，做一個權傾朝野的重臣，而讓他的後人去真正地改朝換代。李鴻章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許，這句話，暴露了他的真實想法，也暴露了他對於世事以及生命的無奈。也許，對於李鴻章來說，在時局不明的情況下，他只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願意去冒風險去強求改變了。

當然，就李鴻章而言，他所忌憚的，肯定還有李家好不容易才興旺發達的家業。無論怎麼說，對李鴻章以及他龐大的家族來說，他們畢竟是這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李鴻章與李瀚章在朝廷做著大官，他們的弟弟有的做著生意，有的盡享其富，他們在全國各地都擁有大批財富。一個權傾當朝的家族，當然害怕天下動亂，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李鴻章當然不願意將個人的財富作為賭資，放手一搏。李鴻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