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孫文給李鴻章的上書了。

1894年6月甲午戰爭前夕，孫文曾到達北洋大臣李鴻章駐節地天津，向李鴻章遞交了一份《上李傅相書》。在此之前，孫文先到上海拜見已是名滿天下的鄉賢鄭觀應，將此書交給鄭觀應一閱。鄭觀應談了一番感想後，轉請王韜潤色，並給孫文寫了引薦書，推薦他去見李鴻章。在這本《上李傅相書》中，孫文大膽地向李鴻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議。由於這時中日在朝鮮對峙已經劍拔弩張，加上孫文上書的內容過於敏感，李鴻章並沒有對此事有所表達。也許，在李鴻章眼中，像孫文這樣的“知識青年”還是太過稚嫩了，不足以從長相議。並且，李鴻章到底有沒有接見孫文，一直存有爭議，上書的結果是，李鴻章安排其幕僚給孫文弄了一張護照，讓他“先遊歷泰西各國，學習農務，藝成然後返中國”。

第三次則是1901年。當義和團運動無法控制、八國聯軍群起進攻北京之時，西太后急詔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北上議和。有一種說法是，在此關鍵時期，梁啟超到了廣州，拜會了李鴻章，為李鴻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應對此事：上策擁兩廣自立，以李鴻章在當時國內外的影響力，旗幟鮮明地恢復漢族統治，建立新政體；中策為起兵廣東，北上剿拳勤王，以謝洋人，以兵馬給洋人以威懾；下策就是奉詔單騎入虎狼之穴議和了。國亂紛擾之際，清室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上策無疑也是一種大膽的選擇。但李鴻章對於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還有訊息表明，李鴻章在廣東期間，還同意幕僚劉學詢與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的策劃，同流亡在外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暗中聯絡，準備策劃兩廣獨立，自立為王或是總統，用孫中山來施行新政。

儘管最終這些行為煙消雲散，但這樣的傳聞，聽起來還像是煞有介事。也許，到了這個時候，李鴻章是對那個腐朽的朝廷徹底地失望了。這個腐朽的朝廷在這半個多世紀中，內憂外患，苟延殘喘，犧牲人民，綏靖洋人，讓李鴻章本人受夠了窩囊氣。如果李鴻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氣重寫自己的人生，結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時也，運也，李鴻章在猶豫中失去了這樣的機會和可能性，只能一以貫之，以一個“糊裱匠”的形象留在歷史的記憶中。

第十四章 忠與奸（4）

作為擁有重兵的地方諸侯，與朝廷的關係處理一直是潛在的，也是最具危險性的問題。隨著清國腐朽和沒落程度的加深，這種關係肯定會變得越來越迫切。從表面上看，李鴻章是有這個能力的，他手頭一直握有重兵，無論是在智慧膽略上，還是從資歷上，他比朝廷諸多的迂腐舊儒酒囊飯袋不知道要強多少倍。並且以當時淮軍的實力，相比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並不是件太困難的事。但李鴻章似乎從未這樣做，而且幾乎從不對朝廷說不，在一輩子官場生涯中，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業業，從未違反過朝廷的有關授意，也從未對朝廷表現過一絲不恭。

應該說李鴻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機會。李鴻章為什麼不這樣做？最根本的原因並不是實力問題，而是世界觀問題，“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從性格和世界觀上來說，李鴻章顯然不是曹操那樣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李鴻章雖然很聰明，但他卻不是一個渴望成就霸業的人，他只是渴望著為朝廷所用。成為一個“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鴻章全部的追求。在這一點上，李鴻章顯然與他的同鄉，三國時期的曹孟德不一樣。李鴻章雖然從才情上說也是“中人以上”，但他缺乏曹操那樣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曹操的大氣、豪爽、灑脫、風趣、機敏、詭譎、狡詐、冷酷以及殘忍，同時，最缺乏的，是曹孟德那樣對於天地人生的全面的哲學思考和感悟。曹孟德曾在那首著名的《觀滄海》中寫道：“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從詩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個對於天地萬物有著通徹了悟的人。只有具備這樣的感悟，才會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氣度。一個不具備浩然之氣的人，通常是不敢在亂世之中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的。

從思想上看，李鴻章還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有著傳統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忠義節孝的道德對他影響非常大，這種儒學義理的教育對於中國知識分子行為掌握是根本的。在李鴻章的內心深處，他是一直承認“真命天子”的。

當時，層層疊疊的科舉選拔制度更是加劇了人們的機械與謹慎。從這樣的體制與思想出口所湧現的人物往往盡顯處心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