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孫文給李鴻章的上書了。
1894年6月甲午戰爭前夕,孫文曾到達北洋大臣李鴻章駐節地天津,向李鴻章遞交了一份《上李傅相書》。在此之前,孫文先到上海拜見已是名滿天下的鄉賢鄭觀應,將此書交給鄭觀應一閱。鄭觀應談了一番感想後,轉請王韜潤色,並給孫文寫了引薦書,推薦他去見李鴻章。在這本《上李傅相書》中,孫文大膽地向李鴻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議。由於這時中日在朝鮮對峙已經劍拔弩張,加上孫文上書的內容過於敏感,李鴻章並沒有對此事有所表達。也許,在李鴻章眼中,像孫文這樣的“知識青年”還是太過稚嫩了,不足以從長相議。並且,李鴻章到底有沒有接見孫文,一直存有爭議,上書的結果是,李鴻章安排其幕僚給孫文弄了一張護照,讓他“先遊歷泰西各國,學習農務,藝成然後返中國”。
第三次則是1901年。當義和團運動無法控制、八國聯軍群起進攻北京之時,西太后急詔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北上議和。有一種說法是,在此關鍵時期,梁啟超到了廣州,拜會了李鴻章,為李鴻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應對此事:上策擁兩廣自立,以李鴻章在當時國內外的影響力,旗幟鮮明地恢復漢族統治,建立新政體;中策為起兵廣東,北上剿拳勤王,以謝洋人,以兵馬給洋人以威懾;下策就是奉詔單騎入虎狼之穴議和了。國亂紛擾之際,清室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上策無疑也是一種大膽的選擇。但李鴻章對於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還有訊息表明,李鴻章在廣東期間,還同意幕僚劉學詢與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的策劃,同流亡在外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暗中聯絡,準備策劃兩廣獨立,自立為王或是總統,用孫中山來施行新政。
儘管最終這些行為煙消雲散,但這樣的傳聞,聽起來還像是煞有介事。也許,到了這個時候,李鴻章是對那個腐朽的朝廷徹底地失望了。這個腐朽的朝廷在這半個多世紀中,內憂外患,苟延殘喘,犧牲人民,綏靖洋人,讓李鴻章本人受夠了窩囊氣。如果李鴻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氣重寫自己的人生,結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時也,運也,李鴻章在猶豫中失去了這樣的機會和可能性,只能一以貫之,以一個“糊裱匠”的形象留在歷史的記憶中。
第十四章 忠與奸(4)
作為擁有重兵的地方諸侯,與朝廷的關係處理一直是潛在的,也是最具危險性的問題。隨著清國腐朽和沒落程度的加深,這種關係肯定會變得越來越迫切。從表面上看,李鴻章是有這個能力的,他手頭一直握有重兵,無論是在智慧膽略上,還是從資歷上,他比朝廷諸多的迂腐舊儒酒囊飯袋不知道要強多少倍。並且以當時淮軍的實力,相比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並不是件太困難的事。但李鴻章似乎從未這樣做,而且幾乎從不對朝廷說不,在一輩子官場生涯中,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業業,從未違反過朝廷的有關授意,也從未對朝廷表現過一絲不恭。
應該說李鴻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機會。李鴻章為什麼不這樣做?最根本的原因並不是實力問題,而是世界觀問題,“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從性格和世界觀上來說,李鴻章顯然不是曹操那樣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李鴻章雖然很聰明,但他卻不是一個渴望成就霸業的人,他只是渴望著為朝廷所用。成為一個“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鴻章全部的追求。在這一點上,李鴻章顯然與他的同鄉,三國時期的曹孟德不一樣。李鴻章雖然從才情上說也是“中人以上”,但他缺乏曹操那樣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曹操的大氣、豪爽、灑脫、風趣、機敏、詭譎、狡詐、冷酷以及殘忍,同時,最缺乏的,是曹孟德那樣對於天地人生的全面的哲學思考和感悟。曹孟德曾在那首著名的《觀滄海》中寫道:“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從詩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個對於天地萬物有著通徹了悟的人。只有具備這樣的感悟,才會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氣度。一個不具備浩然之氣的人,通常是不敢在亂世之中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的。
從思想上看,李鴻章還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有著傳統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忠義節孝的道德對他影響非常大,這種儒學義理的教育對於中國知識分子行為掌握是根本的。在李鴻章的內心深處,他是一直承認“真命天子”的。
當時,層層疊疊的科舉選拔制度更是加劇了人們的機械與謹慎。從這樣的體制與思想出口所湧現的人物往往盡顯處心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