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則深恐別人不知道我們有性感覺。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說一個女人”性感“的話，她便會覺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僅珍視這種恭維話，而且還會朝你頻送秋波。當今我們的患者所表現出來的問題，大部分是冷感及性無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卻拼命地在掩飾自己的性冷感。維多利亞時代的名媛、紳士，因自己的性感覺而感到罪咎；而我們這時代的人，則因自己沒有性感覺而感到罪咎。”（羅洛梅，第48一49頁）

福柯的觀點與上述感覺大不相同，他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個明顯的轉折——從壓抑到反壓抑，至少這種人人言必稱性的情況發生的時間要早得多。他在《性史）裡反覆言說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在西方自十五六世紀以來的歷史上，並不存在什麼性壓抑。性被人們在懺悔中、在傳媒中、在各種場合反覆地言說，性不但沒有被壓抑，而且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力量。

中國的情況從表象上看，同福柯所論說的情況有很大差別，“性”的意象確實在一段時間裡從文學、影視、戲劇、歌曲、美術甚至詩歌中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