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壞女人”的陣營，由女僕和工人階級女性組成。第一個陣營是貞潔而非性的；第二個陣營有性但不貞潔。在那個時代，對女性的生理特徵有極多的言語禁忌。有人的遊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在當時，甚至連某些鋼琴的腿也用粗布遮蓋了起來；吃雞時不能說“腿”或“胸”，只能說“黑肉”或“白肉”：“懷孕”要說是“處於一種有趣的狀態”；女病人在醫生的診室裡不能脫衣就診，只能在醫生準備好的一個人體模型上指出她們感到疼痛的部位。

有些狂熱的禁慾主義者竟然反對預防梅毒，或對有效地治療這種疾病的前景感到憂慮，因為他們擔心這會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現在有人以為的艾滋病是對同性戀的懲罰那樣，過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對性自由的懲罰。其實，一種疾病就是一種疾病，它肯定不會是上帝對某些人的刻意懲罰；如果是那樣的，上帝就要為人類的許多痛苦和死亡負責；我想，上帝是不會樂意負這個責任的。人幾乎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能夠作自殺性選擇的動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無一利，還是有人會去做。

有人願意得梅毒，有人願意搞同性戀，有人願意有很多性伴，有人願意自殺。

與其徒勞無功地絮叨某種疾病是對某種人的懲罰，不如讓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給那些願治病的人治玻弗洛伊德曾這樣講到禁慾的後果：“禁慾不可能造就粗曠、自負、勇於行動的人，或是富於創造力的思想家，大無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家；通常它只造就‘善良’的弱者。……一個人若能對其愛慾物件鍥而不捨，我們便不難相信他在追求別的東西時，也一樣能成功。反過來說，不管為了什麼，一個人若禁絕其性本能的滿足，他的人生態度便難免和易謙讓，不能積極地去獲齲思考能力之所以會不發達，一方面固然與性好奇的抑制有關，另一方面，又因為人們在宗教問題上不能夠自由思考，不敢打破禁忌，背叛某些信仰，而益趨嚴重。

摩比士（Moebius）相信，兩性間不管是性衝動或心智活動皆有差別，可見女性智力之所以低下原有其生理學的背景，這種說法已經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我也同樣地不贊成。相反，我認為許多女人的智力所以會比較差，乃是因為思考能力的發展，被性壓抑所牽連，而不能充分。……社會苦心壓抑那些它認為有害的精神動力，到頭來還是一無所得。

吃人的禮教帶來了心理症的增加，在個人的犧牲裡，社會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的確沒有任何好處可得。“（弗洛伊德，第178一183頁）針對”性壓抑“這一狀況，弗洛伊德提出了關於”昇華“（sub…limation）的理論，他指出：伴隨文明而來的種種不滿，實乃性本能在文化壓力下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性本能一旦受制於文化，沒有能力求得全盤的滿足，它那得不到滿足的成分，乃大量昇華，締造文明中最莊嚴最美妙的成就。如果人類在各方面都能滿足其欲樂，又有什麼能催促他把性的能源轉用在其他地方呢？他會只顧著快樂的滿足，而永無進步。（弗洛伊德，第143一144頁）然而有人卻認為，”昇華的概念是弗洛伊德本人最富於清教主義氣息的信仰。“（羅洛梅，第66頁）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慾主義只是基督教文化的傳統，而東方文化對效能採取一種較為自然的態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樂之源，社會上的性禁忌很少，人們對性安之若素，毫無驚恐之感。古代近東文明都很能欣賞人類的性活動。在東方的日本和中國，也有大量坦率描繪性活動的書籍繪畫，人們對性較少罪惡感。東方人在西方人看來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

這種情況在近現代看來已有了很大變化，轉變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轉變；中國向禁慾主義的方向轉變。當然，中國的禁慾主義並無宗教色彩，而是一種世俗的出於意識形態純潔化意圖的禁慾主義。

在美英這些國家，有史家以本世紀20年代劃線，認為在此前後人們的性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人們從對性的絕口不談突然轉變為對性的迷狂。自從古羅馬時代以來，他們比以往任何社會都更強調性的重要性。有些學者甚至相信，此時的西方人比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問題。他們對性方面的問題已不再持著“三緘其口”的態度了。事實上，倘若有火星人降臨時代廣場的話，雙方除了談談性問題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溝通的話題了。英國也有人在說：“從主教一直到生物學家，每個人都在討論這件事。”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往往不願意別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