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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結婚四十年,我有許多事情,對不起她,可以說她沒有一件事情是對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為如此,她對我們之間的恩愛,記憶很深。我在北平當小職員時,曾經買過兩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臨終之前,她還向我提起這一件小事,問道:
“你那時為什麼把布寄到我孃家去啊?”
我說:“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閉上眼睛,久病的臉上,展現了一絲幸福的笑容。
她閉上眼睛了,作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章,就這樣結束了。
悼亡後的幻覺
妻子去世不久,他被宣佈“解放”了。
漸漸地,處境也有了些好的轉化。在原來的住所,又給他加了一間住房,光線也好了些。特別是,陸續發還了一些書籍器物,晚上他也可以看看書了,睡得也好一些了。
朋友們很關心他的生活問題。五十七歲的人,還十分需要一位生活中的伴侶。何況人也“解放”了,也有條件談談這個問題了。
北京的一位老朋友給他搭了橋,他和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起信來。這位朋友是部隊作家,他們在晉察冀山地時曾一起工作,建立了融洽的戰友關係。女同志姓張,比孫犁年輕十六歲。
這是一條“熱線”:從1970年10月起,至1972年4月,孫犁每天一信,或兩天一信,或一天兩信,至1971年8月,光孫犁寄出的信,已達一百一十二封。這些信後來由他裝訂成冊,共有五冊,如果出版,該是一本很厚的“兩地書”吧。
這就證明,他在身心方面並沒有老,還很有“餘熱”。
結婚的事情終於提上了日程。但是兒女們反對,並且免不了嘖有煩言。他不聽。到後來,索性消極對抗:高臥床上,不起來,“破罐子破摔了”——他說。
他勝利了,結了婚。女同志在外省工作,不能進入天津。又是那位搭橋的老朋友建議,先調到孫犁的家鄉安平縣。隨後,他們回到故鄉。
在縣招待所受了一些氣:他的介紹信開的是“記者”,她的介紹信開的是“五七戰士”。管招待所的一個主任模樣的中年女人,神氣活現,這兩個名稱,她都陌生。而且孫犁經過幾年折騰,又一直勞動,穿著也不講究,簡直像個邋遢的農民,加之一路風塵,更透著幾分晦氣。張同志雖然年輕一些,也一直下放農村勞動,衣服很不入時。中年女人睥睨著他們,不只態度輕蔑,而且犯了疑心。
“我是你們的老鄉,我就是本縣人。”按照鄉俗——親不親,故鄉人,孫犁遞過去表示友好的橄欖枝。
“現在談不上這個!”中年女人冷冷地說。
“那我們到街上去找旅館吧!”孫犁也火了。
“去吧!”中年女人斷然說。
“我們先打一個電話。”還是張同志機靈,她抓起了手搖電話機。他們來時,帶了老朋友給縣領導的介紹信。電話打通了,中年女人也通了。他們終於住下來。
因為有老朋友的信,一位副縣長接見他們,答應安排張的工作。
辦完了該辦的事,孫犁帶張同志去參觀抗日烈士紀念碑。費了好大勁,才在一片沼澤之地找到,而且只殘留一座主碑,別的都埋在泥裡了。他不免感慨世事滄桑,人物皆非;但仍指著主碑正面的“英風永續”四個大字,對張介紹說,是當年縣委書記讓他寫的。他這樣說的時候,自然有些自豪;但張好像沒有注意去看,只催他抓緊時間,快回東遼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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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張同志並沒有到安平縣去工作,報社幫助她在天津和平區文化館安排了工作。這樣,他們就在天津生活了幾年時間。他們的日子過得怎樣?還是讀讀他的《幻覺》①吧,雖然這又是一篇“芸齋小說”。
他似乎部分地採用了《紅樓夢》的筆意,所謂“幻覺”,是說他也做了一場夢。在夢中,也就是在幻覺中,一位女同志推門進來,走進了他的生活:“你感到孤獨嗎?”
“是的。”他據實回答。
“你應該到群眾中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