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孫犁聽人說，延河邊上有一座石築戲樓，有一年夏天中午，二十多個人在戲樓上納涼歇晌，不料洪水陡然襲來，整座戲樓連人一同捲入延河。孫犁由此深知，鄉諺所云“遠怕水，近怕鬼”之說，是很有道理的，到一個生地方，不先調查水文地理，是很危險的。

水災後，孫犁已經身無長物，真的剩了一個“自我”。他深怪事先沒人告訴他們：他們住的這條街，正是山洪的洩水道。幸好第二天他到店院尋覓，在一個車腳下發現了包裹，內有單衣兩套，拿到延河邊，洗去汙泥，尚可穿用，那件田間的皮大衣，則不知去向了。

他是受災戶，當年冬天，領導上給他發了新裝，包括一套羊毛棉衣。原料是不壞，美中不足的是，穿幾天羊毛就往下墜，上半身成了夾衣，下半身又非常臃腫。而且，延安自產的那種深藍色的土布，布質粗疏，本身就有下垂傾向。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很容易弄得肩背皆空，肚大腰圓，差不多成了個不倒翁。這時，和他一同到延安的一位同事，要隨王震將軍南下，他們發的是真正的棉衣褲，告訴他路過橋兒溝的時間，叫他披著那件羊毛棉衣，在街口等部隊透過，他們好“走馬換衣”——因為這位同事既是南下，會越走越熱，棉衣面，就不講究了。計劃兌現後，孫犁有了一件真正的棉衣。剩下一條羊毛棉褲，又由他同來的女弟子們進行了革命：她們把他一條棉褥裡的棉花取出來，把他棉褲裡的羊毛換進去，一舉兩得，他又有了一條道地的棉褲。此外，她們又給他織了一雙羊毛線襪和一條很窄小的圍巾，他居然全副武裝、舒服體面地過了一個冬天。

事逢湊巧，這時一位同志，又從晉察冀來到延安，他身上穿的，竟是他那件狗皮襖，而且也是另一位同志穿過後送給他的。這是革命大家庭裡的一種交流，是物質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系裡養了幾隻雞，後來舒群決定分給個人養，孫犁不習慣這些婆婆媽媽的事，雞分到手，就抱到美術系，送給了正要結婚的閻素，“以加強他蜜月期的營養”①。

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侵略者發動的戰爭，破壞了他們的家庭團圓，他們就到這個革命大家庭裡來團圓了。戰爭遲早總要過去，那時人們就可以回到家裡團圓了；但是，革命大家庭裡的溫暖和團圓還能保持下去嗎？我們的“傳”還要寫下去，孫犁後來有所回答。人生幾次月兒圓？看來人們永遠可以提出這個問題。

還是蘇東坡的《水調歌頭》說得好：“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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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遇

在延安的學習生活是愉快的。在他的小窯洞裡，除了繼續讀魯迅等中國作家的作品，他還讀了契訶夫的劇作，因為他愛好這位俄羅斯作家的抒情手法。“我在文學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從俄羅斯和蘇聯那裡來的。這也是魯迅先生的教導，他介紹什麼，我就學習什麼。”①可惜的是，他的一本《楚辭》，在上次水災中，被衝到延河裡去了。那是一個姓梁的女學生送給他的，是商務印的選本。這女學生從北平來到晉察冀，就學於華北聯大高中班，知道老師喜歡讀些古書，就送了他這本《楚辭》，孫犁千里迢迢，把它背到延安，還沒再讀一遍，就付諸東流了。

並不總是讀書、上課，也生產。他參加了開荒、糊火柴盒等生產活動，特別是修飛機場時，勞動很重，他一頓飯可以吃十四個饅頭，饅頭不大，加起來也該有一斤半吧。剛來延安的時候，“正值大整風以後，學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員，多照料小孩，或在窯洞前曬太陽。黃昏，常在廣場跳舞，魯藝樂隊甚佳。”“敵後來了很多人，藝術活動多了。排練《白毛女》，似根據邵子南的故事。”②“白毛女”的故事，是1940年由晉察冀邊區河北某地傳出來的，1944年流傳到延安，翌年1至4月，魯藝師生把它編成劇本並進行排演。在這個過程中，邵子南寫出了最初的草稿，後來又經過了集體的加工和改寫。孫犁看到的，大概是《白毛女》的最初排練情形。

孫犁繼續進行創作，先在牆報上發表小說《五柳莊紀事》，後來在《解放日報》副刊陸續發表《殺樓》、《荷花澱》、《村落戰》、《麥收》、《蘆花蕩》①等。《五柳莊紀事》是孫犁計劃寫的一部中篇小說，可能沒有如期完成，《殺樓》和《村落戰》在《解放日報》發表時，標有副題“《五柳莊紀事》的第一節”、“五柳莊紀事”等字樣，看來就是他這部中篇小說的某些片斷。

意義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當然是《荷花澱》，這篇小說發表於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