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王朗之子，後他又成為專擅魏政的司馬昭的妻父。王肅遍注群經，極力攻擊鄭氏。治鄭學的孫炎、王基、馬昭等亦出而駁王申鄭。王肅為了與實力深厚、門徒眾多的鄭學相頡頏，乃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諸書，並據之撰《聖證論》，以攻訐玄。但偽品總會被人識破，結果，只欲蓋彌彰，貽譏後世而已。

魏人魚豢在其所著《魏略》中，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為儒宗。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訓注》，尤精《左氏傳》，為之作朱墨別異，對治經開一新法。人有欲從學者，遇不肯教，只說：“必當先讀百遍。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又說：“讀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這些教言，對於鼓勵後學紮紮實實地打好基本功底，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賈洪“特精於《春秋左傳》”。薛夏“博學有才”，受到曹丕賞識，每呼之為薛君而不名。隗禧與人講《詩》，“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諸經解數十萬言”。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蘇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

除以上七人外，魏儒師還有周生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杜寬，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糜信，撰《春秋穀梁傳注》、《春秋說要》。杜預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等。

研究魏世經學，須加註意的，即那時老莊玄學已經抬頭，其影響於經學者亦非鮮淺。兩漢時，由預言而發展成的圖讖與經學相摻混。劉秀既曾用赤伏符麻痺人民，張角亦以“黃天當立”號召農民起義，學術不能脫離社會政治，故經學亦為迷信氣氛所瀰漫。鄭玄治經尚摻引緯書，其他迷信色彩更加濃厚的今文學者更不用說了。逮正始年間，王弼注《易》，排斥術數而談哲理，何晏等人作《論語集解》，亦與已往經說大異其趣。魏晉人說經，崇尚玄言，文辭簡約雋永，訓詁之精，雖遜於前，而迷信色彩則為之一掃。重要經書遺留至後世者，如《周禮》、《儀禮》、《禮記》為鄭玄注；《公羊傳》為何休注；《穀梁傳》為東晉範寧注；《周易》為魏王弼注，《尚書》為東晉梅賾偽造。《左傳》為杜預集解，《詩》為西漢毛亨傳、鄭玄注。由此可知三國時期的經學不僅在經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別開生面之處。

二、蜀、吳的經學

蜀漢先主劉備，曾被其部下彭羕譏為“老革”（即老兵）。但劉備對於經學並非一無所知。他早年就學於名儒盧植，領徐州牧時，聞治道於鄭玄，定蜀以後，設儒林、典學校尉及勸學從事等官，以鳩合典籍，典掌舊文。諸葛亮領益州牧以後，選用官吏，皆妙簡舊德。說明蜀漢在戎馬倥傯之際，仍重視儒學。益州士人自先漢以來，官爵聲譽雖不及中州，至於著作和為世師式，並不下於餘州。益州在東漢末年的儒學大師有董扶、任安、楊厚、周舒等。陳壽《三國志》卷42有《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周、郤正傳》，以上十人皆儒學之士，共中李譔和尹默皆梓潼郡涪縣人，二人曾赴荊州從司馬徽、宋忠受古學，皆通經史。李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諸書，皆依賈逵、馬融之說，而與鄭玄立異。他同王肅素無往來，而注經多不約而同。尹默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鹹略誦述，不復按本”。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譙周“耽古篤學”，“研精六經”，“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吳主孫權嘗自言自己少時讀《詩》、《書》、《禮記》、《左傳》、《國語》等書，唯不讀《易》。到他統事以後，“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他手下的武將呂蒙、蔣欽原來文化程度很低，經過孫權勸導，均“勤奮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在三國以前，吳人對於經學的造詣，不僅遜於中原，且不勝楚、蜀。及孫氏政權建立，江東治經史者始多。對經學鑽研之最著者，當推虞翻之治《易》。自虞翻高祖至翻五世，世傳《易》學。翻雖處亂世，長於軍旅，但研注不替。翻嘗將其所著《易注》，寄少府孔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