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之後，估計會引起比較激烈的討論。至於該書所回憶的內容是否屬實，任何有過文革經歷的人都會感覺到，它基本是真實的。當然，是回憶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實的，對其他人的評價肯定會有主觀的一面，但是我覺得對關乎到自己的問題，餘秋雨是非常坦誠的。”

書作問世前餘秋雨婉拒採訪最後，程永新還透露，餘秋雨一直是本著一種非常平和的心態在寫作這部作品。

但是，在敘述中，有時不免也會流露出憤懣的一面。對此，《收穫》雜誌的主編李小林在看過初稿後，建議他不必理會文字背後的爭鬥，保持住平靜的敘事姿態。餘秋雨聽取了建議，並對初稿進行了修改。目前，餘秋雨表示在書作沒有問世之前，不接受任何採訪。該書的出版方作家出版社和《收穫》雜誌均表示，已與餘秋雨達成協議，在該書未面世前，不對外公開該書具體內容。（張映光）　。　想看書來

肖夏林：餘秋雨的“記憶文學”毫無價值

《北京文學》雜誌編輯肖夏林曾經因為侵權問題與餘秋雨直接對薄公堂。在得知餘秋雨發表自傳後，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並表示餘秋雨的“記憶文學”是不值一提的。

“記憶文學”是一個什麼概念？記憶可能出現偏差、錯誤甚至是人為的修改。讀者無法判斷其為真，也無法判斷其為假，因此無法確定它的可信度。若把它當作回憶錄來看，這個概念就更不合適。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餘秋雨玩的文字遊戲和商業噱頭，它沒有任何價值。

作為與餘秋雨打官司的少數勝訴者，我覺得餘秋雨的動機就是為了獲取商業利益。他起訴古遠清和我本身就是一個很荒謬的行為，其主要目的還是出於商業炒作。像他這樣的文人，一旦沒有什麼事情引起大眾的關注，他自己就會挑起一些事來吸引大眾的注意，起訴我和古遠清就是這樣。餘秋雨打官司的目的不是為了勝訴，主要是為了和解。和解才是他最大的勝利。他與別人打官司，很多時候都勝訴不了，一旦勝訴又會產生質疑。

他的做法很有意思，開始時口放豪言，聲稱自己有絕對把握勝訴並提出高額賠償，一旦開始打官司了，又想顯示風度，要求和解。與古遠清打官司是這樣，與我打官司也是這樣。

餘秋雨從來就不是什麼知識分子，他的身上沒有任何知識分子的特性，也沒有中國傳統文人的基本品性。他一直追求權力，追逐資本，以二者的結合來實現利益最大化。前一段出的《笛聲何處》分明是以前在臺灣的一篇演講和一些舊作拼湊而成的，偏偏要說是新書。在一些針對他的批評中，###的批評文章沒有什麼價值，一個不是知識分子的人，要他懺悔的顯然是要求太高了。這個開口文化、閉口文化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中國文化大師，實際上是常識性錯誤的大師，而且往往被人揭露後拒不認錯。###等人對他的道德批判不能真正影響到他著作的銷售，而金文明的書才對他造成了致命威脅。金文明的書出來後，他的書不僅在內地銷售下降，在臺灣也一樣，連發行人都很擔心。

我與餘秋雨沒有個人恩怨，他也不值得我仇恨。

他的“記憶文學”不過是一個商業幌子。我現在正在寫一本書，準備以餘秋雨為個案，對中國文人做一次審視和分析。（張弘）

丁東：當時知識分子整體不光彩　對餘秋雨不能苛求

記者張弘採訪記錄在餘秋雨文革身世引發眾多爭議時，學者丁東曾撰寫文章，對文革寫作班子進行了詳實的研究。在得知餘秋雨發表自傳後，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餘秋雨如果要出回憶錄，讀者最感興趣的可能還是他“文革”時期的經歷，我倒可以說說這件事的一些背景。

當時，上海有很多寫作班子，“石一歌”就是其中之一。它開始的主要職責是研究魯迅，屬於文藝組或文學組。餘秋雨文革初期捱過整，後來因為筆桿子好而被起用。他是“石一歌”中的成員之一，這是毫無疑問的。四人幫當時在上海有一份理論刊物《學習與批判》，一份文學雜誌《朝霞》，當時影響很大，上面經常發表署名“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餘秋雨參加了集體寫作，這毫無疑問，但哪些是他寫的，他發揮了多大作用，就不得而知。就事後的情況來看，餘秋雨在其中的作用並不大。有一篇叫做《走出彼德堡》的文章可能與他有關係。當時，有一些下放到五七幹校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本來已經可以回城了，但是，由於這篇文章又不能回。儘管作者主觀上沒有這樣的目的，但卻造成了實際的後果。

在當時的情況下，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極其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