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

怕要受制於外國模式能否與中國的傳統或需要共鳴。遺憾的是，傳記材料雖

很豐富，但校史卻至今不多。下面我們將先看北京大學，然後是私立學校、

技術學校和教會學校，最後是外國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學：１９１２　年新共和國從退位的清王朝繼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規

模小而且頗不穩定的稱為京師大學堂的機構。京師大學堂誕生於　１８９８　年的改

良運動，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現代化的日本模式，試圖滿足創辦者們所察覺

的中國的迫切需要：讓清朝的某些學者－官吏進修，使他們對現代世界的事務

和狀況有適當的瞭解。在　１８９８　年慈禧政變中，京師大學堂得以倖免。１９０２

年這所學堂經改組增加了師資培訓部，同時合併了同文館，並在原有的課程

中又增加了基礎科學和五門外語。①

２０　世紀初，北京大學的學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極為有限的現代課程，但

在辛亥革命前，對他們的成就評價極低。②學生質量參差不齊。有些人的思想

仍牢固地紮根在舊式文官考試製度中，他們把在新學堂的學歷當作通向另一

種資格的臺階，從而使學堂以頹廢聞名。另一些人則在觀點上較為進步和大

膽，雖在輕薄和放蕩的環境裡，他們真正關心當前的問題，並在校園內展開

生動活潑的討論。③然而政府這一層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

立教育體系的各級相應機構方面沒取得進展。

１９１２　年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後，他召開了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作為

“國家教育改革的起點”。各省代表於　７　月在北京開會，制定了新的政策和

相應的法規。①他們得出結論，中國教育有三個方面的問題有待解決：需將它

建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擴充套件到全國各個角落，以及提高到現代水平。高等教

育第一次成為完整的國家體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紙上）。

在以後的　２０　年內，在中國普遍出現了一批國立、省立和原來私立的各種

學院和大學，目標各不相同。然而，這些學校呈現的經歷顯示它們具有某些

共同的特點。一般認為高等教育構成了國家建設這一重大任務的不可缺少的

頤：《1900—1950　年中國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

① 邱玉麟（音）：《京師大學堂沿革略》，載《清代軼聞》卷　5，第　1－2　頁；喻長霖：《京師大學堂沿革

略》，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　159—160　頁。關於同文館，見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

辦洋學堂》。在　1901　年簽訂《辛丑各國和約》後清政府試圖在各省設立大學堂，如谷如墉領導下的山西大

學堂：見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傳略》第　1　部，第　295　頁。然而，H。S。布倫納特和　V。V。哈格爾斯特羅姆

1910　年在所著《今日中國政治組織》一書中記載，只有一所新大學設在北京（第　223　頁）。在　20　世紀　20

年代，年鑑列舉　6　所省立農科大學或工科大學。例如伍德海編：《中華年鑑，1926　年》列舉這些大學設在

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蘇和山東（第　434b　頁）。

② 邱玉麟（音）：《京師大學堂沿革略》，第　2　頁；喻長霖：《京師大學堂沿革略》，第　160　頁。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載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　集（1976　年），第　268　頁。

① 我一：《臨時教育會日記》，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　296—297　頁。

一部分，因為它是未來領導者的訓練基地；同時，那些積極參加發展高等教

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強的知識分子，他們曾在晚清現代學校讀過書，並曾與政

治運動有聯絡。作為一個整體，他們一般都出身於書香門第。許多人為共和

革命工作過。他們開始相互視為不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