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了獨立性，也沒了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兩個年幼的孩子沒完沒了提出的要求。喝酒能緩解其緊張，讓她暫時放鬆，甚至她的情緒也許會變得高亢一些，但在蘇珊的印象中，米爾德麗德是一個懶散的母親，整天昏昏欲睡，要不就是百無聊賴，根本不可能翻閱或者評論一下孩子全優的成績單。這種情形在許多自孩童時代就開始創作的作家的生活中屢見不鮮，比如作家安妮·賴斯（　Anne　Rice　）就曾坐在她的酒鬼媽媽的床邊，悶悶不樂。

桑塔格極少談及她在圖森所受到的養育，當然，她記得自己小時候沿著古老的西班牙小徑，朝坦凱弗德山麓丘陵走去；在那裡，她仔細觀察“最大的樹形仙人掌和仙人果”。她找箭頭，找蛇，把漂亮的石頭裝進口袋。她將自己想象成最後的印第安人，或是孤獨的護林員。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期，圖森佔據了九平方英里開闊的沙漠谷，丘陵起伏，色彩斑斕，重巖疊嶂，山石嶙峋，令人望而生畏。沙漠並非是一望無際的沙丘，而是有帶刺的灌木和雜草，多刺的樹形仙人掌，還有掛滿了鮮紅果實、橘紅色穗狀花蕾的樹。下雨的時候，沙漠上花兒盛開，天空展現出兩道長長的彩虹，碧空如洗。英國作家J·B·普里斯特利一九三七年遊覽亞利桑那，比米爾德麗德和蘇珊母女早兩年。他來過之後，從此再也忘不了它那縈繞心際的美：“一種種聲音，一個個臉龐，藍色的鳥和紅色的鳥，仙人掌和松樹，在晨曦中時隱時現、在落日裡珠寶般閃耀的群山，甜甜的清新空氣，午夜時分，繁星滿天。”

一九三九年，沙漠帶來的這些快樂在家門口就能找到。儘管這個城市正在迅速發展成一個旅遊城市和軍事基地，但人口還不足四萬。整個城市只有兩家電臺，居民沿街走過，聽到的幾乎是從每家每戶開著的窗子裡傳出的同一個廣播節目。城裡有五家影劇院，以及一些連鎖書店和文具店。圖森大學裡有一個交響樂管絃樂隊，一個小劇場，外加音樂節目和藝術節目，此外就是一個州博物館和卡耐基圖書館。生活是悠閒的，圖森城對喜歡戶外活動和希望身體健康的人來說頗具吸引力，因為這裡有大約三十家醫院和療養院為患有各種各樣的呼吸道疾病的病人提供醫療服務。在這裡，蘇珊的哮喘病情好轉。也正是在這裡，她出落成一個體格強壯、擅長交際的女孩兒。

一九三九年九月，學年在塵土飛揚中開始。就在一片陰霾裡，蘇珊開始上一年級。回頭看看，蘇珊覺得那簡直是個笑話：“當時，我六歲，星期一，我分在一A班；星期二，他們把我放在一B班；星期三，到了二A班，星期四轉到二B班。一週下來，他們讓我跳到三年級，因為功課我全會了。”當時，沒有專門為特長生開設的班級。蘇珊學的科目和其他孩子一樣：作文、拼寫、閱讀、音樂、藝術、算術、社會、衛生體育和基礎科學。同學都接納了她。“我生在一個文化上非常*的環境之中。我沒有想到我還會影響那些孩子們的生活方式，”桑塔格後來才意識到。她總能找到共同話題，比如說些“啊呀，今天你頭髮真漂亮！”或者“哎呀，那雙懶漢鞋真可愛！”諸如此類的話。

荒漠中的童年（3）

不過，雖然才六歲大，為了引人注目，蘇珊認為有必要誇大她與同學之間的差異，她對他們說自己是在中國出生的。她希望給人以印象，她與遙遠的地方有聯絡；她後來說，中國似乎是“人能去的最遠的地方了”。

桑塔格七歲已養成看完一個作家主要作品的習慣。首先是艾伯特·佩森·特休恩　的《鐵路工凱萊布·康諾弗》（Caleb　Conover；　Railroader；　一九0七），《一隻名叫切普斯的狗》（A　Dog　Named　Chips；　一九三一），《毛聳聳的小動物與別的狗》（The　Critter　and　Other　Dogs；　一九三六）。也許，他最有名的系列集中在拉德及其在新澤西農村的英勇行為上。特休恩探討的是對與錯和濫用權威的主題，如在《拉德更多的冒險》（Further　Adventures　of　Lad；　一九二二）這部作品中，一個無知無識、卻盛氣凌人的縣治安官揚言要斃了拉德；拉德的冒險行為一般都關涉正義的伸張。對成人世界的不公與麻木的憤怒常常刺激年輕作家和讀者，也正因為如此，九歲的蘇珊才去啃大部頭小說，如她在母親一套六卷本中找到的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蘇珊後來稱，芳汀 賣發一節讓她年紀輕輕就成了一名社會主義者。

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蘇珊發現了遊記作家理查德·哈里伯頓（Richard　H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