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說，只要留心魯迅的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是怎樣在矜持他的黑暗的暴露。他認為，如果要暴露黑暗，也必須同時創造光明；沒有光明的創造，那麼暴露也是“盲目的暴露”。因為“魯迅的眼光僅及於黑暗，”所以“出路只有墳墓”，“只有‘沒落’到底”。李初梨在一篇題作《普羅列塔利亞文藝批評標準》的文章中，把藝術定義為“階級對立的強有力的武器”，懸擬了文藝批評的兩個標準，即包含“結構和技巧”在內的藝術標準與“反映著何種的意識”的政治標準，並且規定了它們先後的位置。這種庸俗社會學和機械論的觀點，到了40年代被經典化和教條化，影響就深廣許多了。  ＇返回目錄＇  
革命文學家的圍攻（4）
《創造月刊》第二期集中刊發了批判魯迅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明確地把魯迅當作“敵人”，“在現階段是有害的”，“可以變成一切無為的，消極的乃至反動的ineelligentsia的浦逃藪”；因此批判魯迅，“‘除掉’魯迅的教訓”，便成了“我們對於現階段的任務”。化名杜荃的郭沫若的文章對魯迅的歪曲和攻擊特別厲害，把魯迅當成極端敵視青年的“老頭子”加以描繪，“殺喲！殺喲！殺喲！殺盡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趕快！”最後“決定”魯迅的“時代性和階級性，”就是： 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 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 魯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正是郭沫若等人的文章發表的當日，魯迅又寫下一組短文：《革命的咖啡店》《文壇的掌故》《文學的階級性》。這是他進行正面論戰的最後一組文章。他想及早結束這種近乎無聊的糾纏。對於論爭的焦點之一——文學的階級性問題，魯迅有一段十分扼要的說明：“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他並不以階級性否定人性，但也反對以人性抹殺階級性。他指出，創造派“自以為唯物史觀”，其實是“唯心的”。在迎戰創造派的同時，也批了一下新月派如梁實秋者流的面頰。 此後，革命文學家多少還有一些明槍暗箭，但都斷斷續續；而魯迅，也還時時提起舊事，像當年同現代派鬥爭那樣“不能帶住”。然而，作為一場思想文化方面的戰役，畢竟已告結束了。 關於這次論爭，魯迅寫信告訴朋友說，“上海書店40餘家，一大隊新文豪罵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銷路如常，提提腳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在論爭中，魯迅一面解剖論敵，一面解剖自己。既然論敵以“唯物史觀”標榜自己，而又不願意做介紹的工作，他只好加緊購讀西方社會科學著作，並且努力把它們譯出來。對於這些書，他覺得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暖昧難解的問題，都可從中得到說明。後來在編定的包括參與“革命文學”論爭的雜文集《三閒集》的序言中還提到：“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校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 托洛茨基的文藝觀；與普列漢諾夫大致相近。魯迅稱之為“一個深解文藝的批評者”。託氏的《文學與革命》一書；尤其為魯迅所喜愛，多次引述其中的觀點，並選譯過個別章節。在此期間；魯迅還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兩種著作：《藝術論》和《文藝批評》，作為對普列漢諾夫的著作的補充。此外，魯迅還重譯了《文藝政策》一書。1929年4月出版的文藝理論論文集《壁下譯叢》，作者除俄國的開培爾外；其餘都是日本人；其中有有島武郎，小路實篤；還有為他所喜歡的主張堅實而熱烈的片上伸。 創造派稱魯迅為“人道主義者”而不斷施以攻擊，新月派也對“淺薄的人道主義”加以非難，一時形成魯迅所稱的“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為此，魯迅選擇翻譯了蘇聯和日本的有關托爾斯泰的系列評論。蘇聯官方對於托爾斯泰的態度，基本上是列寧觀點的過度闡釋，“獎其技術，貶其思想”，是一種重新估價運動，魯迅稱之為“廓清運動”，同時對這種把觀念同藝術截然分開的作法，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認為“到了將來，自然還會有不同的言論的”。這裡牽涉到一個知識分子角色問題。作為知識分子，不應成為權力的附庸，也不應成為“知識”或“技術”的奴隸，他們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