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刀，總之得有點朦朧。魯迅說，在中國，知道跟著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汙的說教人”，而對於感覺到的為黑暗勢力所支配的社會現狀，卻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但當殺人如草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這算得是什麼“革命者”，什麼“革命文學家”呢？ 革命文學家立即組織反攻。除了《文化批判》，又有《戰線》、《戈壁》，以及《文化戰線》、《我們》、《流沙》、《洪荒》、《澎湃》等創刊，可以說，所有可利用的刊物都動員起來了。 潘梓年以弱水的筆名發表《談現在中國的文學家》，批判魯迅在論戰中“冥頑不靈”，“冷嘲熱諷”，迴避問題，結論是“‘老頭子’的確不行”。《文化批判》同期刊出創造社骨幹分子的三篇長文：李初梨的《請看我們中國的Don　Quixote的亂舞——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馮乃超的《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彭康的《“除掉”魯迅的“除掉”！》。編者著文特別推薦了這三篇文章，其實，文章並沒有接觸到實質性的理論問題，只是對魯迅一味施以人身攻擊，比如稱魯迅為“Don魯迅”，“文壇的老騎士”，“戰戰兢兢的恐怖病者”，“最惡的煽動家”，“對於社會認識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實”，“無聊”，“無知”，“‘王婆罵街’的亂罵”，“為布魯喬亞汜當了一條忠實的看家狗”；還有“‘恭維’及‘害怕’的強迫症的病人”，“中國的救世主”，“死鼠一隻”；稱魯迅的全部創作是“人道主義者的裸體照相”等等。成仿吾以筆名發表《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稱魯迅為“夢遊的人道主義者”，著重把魯迅同人道主義連在一起進行批判。錢杏一樣攻擊魯迅“和紹興師爺卑劣偵探一樣”，藏著“陰險刻毒的心”，“手腕比貪汙豪紳還要卑劣”。當魯迅發表《“醉眼”中的朦朧》之後，他立即寫了《死去了的魯迅》，說魯迅完全是“紹興師爺借刀殺人的手術”；他宣告說：阿Q時代固然已經死亡，其實魯迅自己也走到了盡頭，跟著死去的阿Q而死去了。編者在編後總結道：錢杏的文章給魯迅“最後以一個致命的打擊”。 他們不知道，魯迅是一個老奴隸出身的戰士，對於被打擊看得太尋常了，雖然他可以據以反擊的雜誌只有一個《語絲》。3月6日，他寫信給章廷謙說：“有幾種刊物（如創造社出版的東西），近來亦大肆攻擊了。我倒覺得有趣起來，想試試我究竟能夠捱得多少刀箭。” 《語絲》16期發表了他的題作《文藝與革命》的通訊，指出革命文學家的致命問題，惟在不敢正視現實生活中的暴力和黑暗。針對“超時代”的逃避哲學，他強調文藝與社會的相依相生的關係，還特別批判了上海文壇中的行幫意識，說“現在要做一個什麼家總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評不可，沒有一夥，是不行的”，指出這種專一吹噓同夥文章的現象是十分惡劣的。文中強調理論的實踐意義，對革命文學家鼓吹的文藝即宣傳的觀點，也給予必要的辯駁和澄清。 17期《語絲》又是魯迅的文章，短小鋒利，而且都是寫於同一天的，一共六篇：《扁》、《路》、《頭》、《通訊》、《太平歌訣》、《鏟共大觀》，堪稱一以當十。 這些文章，有談革命，有談文學，不是直接的論辯；但是在命意上，都一致地把對中國黑暗社會的暴露與對革命文學家逃避現實的批判結合起來。十天之後，魯迅又寫了一篇《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作為正面的答覆。文章從弱水的謗文出發，指摘其中的矛盾可笑之處，並且發掘各各的根源。他說：“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如：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為人生的藝術，卻諱言黑暗，棒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等”。創造派也聲言反對資產階級，諱言黑暗，厭惡人道主義，他們到底屬於前後的哪一種類呢？答案是清楚的。 對於革命文學家的圍攻，魯迅一經戰鬥，便頗不以為意了。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第四階級文學家對於我，大家拼命攻擊。但我一點不痛，以其打不著致命傷也，以中國之大，而沒有一個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然而，革命文學家並沒有輕易放過他；最後的進攻仍然是兇猛的，連主帥也揮戈上陣了。 6月，錢杏發表《“朦朧”以後——三論魯迅》，宣佈對魯迅的絕望，說魯迅“始終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有的壞脾氣，也是一種不可救藥的劣根性，”“只是任性，一切的行為是沒有集體化的，”“不是革命的”。對於如何看待暴露黑暗和歌頌光明問題，錢杏的文章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