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西蒙很明確的發覺，其實真正的“野獸”在人的內心深處，是人的原惡、原罪的表象。當他得知山頂上一直被誤認的“野獸”其實是飛行員的屍體後，堅持要下山把這一真相告訴大家。但沒有人聽得進去他的話。他在一次原始野蠻的狂舞中被當作野獸活活打死了。每個人，包括拉爾夫都參加了那次瘋狂的行動。

對西蒙的謀殺，是孩子們心中的“暗影”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標誌著他們道德良知的毀滅。在他們看來，蛇、水中怪獸、空中來的怪獸，甚至他們追逐的野豬，都是“野獸”，他們甚至把已經變得邪惡了的目光投射到西蒙身上，把他也看作是野獸，所以他們毫不顧忌地將西蒙殺死而不感到任何良心的不安。人性的墮落和獨立人格的喪失使這群孩子經受了最為深重的打擊，野獸”的預言得到了證明。

由於把罪惡只是看成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或外界的事物，而自己承擔的卻是“神聖”的使命，是為“正義”而戰，於是內心的邪惡迅速演變成暴力行動，慘烈的搏鬥發生在一群十幾歲孩子中間。暴力一旦蔓延，便無法抑制，總要血流“夠”了才算完成整個荒謬的過程。很快，豬崽仔也成了四方祭壇上的“祭品”，同樣的命運也差點降臨在拉爾夫身上，如果不是及時得救，他的頭也將像野豬一樣被插在木樁上。

短短的時間裡，本來應是一座“樂園”的世外小島變成了“地獄”，而造成這場災難的卻是孩子們自己。

可見，書中扮演那個重要角色的“野獸”到底是什麼其實並不重要，它只是象徵了人類本能的恐懼和邪惡而已。

四

1983年，威廉·格爾丁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聲稱，這是“因為他的小說用明晰的現實主義的敘述藝術和多樣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神話，闡明瞭當今世界人類的狀況。”這句話精確地詮釋出《蠅王》的藝術特點，那就是現實主義的描繪敘述和象徵體系的巧妙結合。小說比較典型地代表了戰後人們從那場曠古災難中引發的對人性思考，旨在呼籲正視“人自身的殘酷和貪婪的可悲事實”，醫治“人對自我本性的驚人的無知”，從而建立起足夠的對於人性惡的防範意識。

戈爾丁向我們展示的是人類社會浩劫的一個縮影，至於導致災難的原因，他將其歸結為人性惡，正是人性惡導致了人類自身的不幸。“野獸”即是人性惡的象徵。正是由於人們總是不能正視自身的惡，於是悲劇才一次又一次地發生。以人們印象中“天真無邪”的孩子為主角，也許能更深刻地揭示出人性中最容易被掩蓋的和最深層的一面。男孩們在文明社會培養而成的現代民主意識在這個小島上短短的時間裡經歷了一個迅速衰落的過程，其根源就在於人性的墮落，就在於理性判斷和道德良知的分崩離析。

蘇格拉底說：“認識你自己”，至今仍是一句天啟式的至理名言。在人類發展史上，人類對自身的惡的認識的確是極不清楚的。而人要認識自己，最深刻的莫過於認識自己的人性，如哲學家黎鳴所說：“自知者莫過於知己之人性，自勝者莫過於克服自己人性的弱點、抑制自己人性中潛在的惡念。”

西方古代哲人，特別是宗教先知是明確的人性本惡的代表者，認為所有的人生來有罪，要用一生來懺悔、贖罪，只有篤信上帝，才能獲得靈魂的拯救，即原罪說。中國古代聖人主張人性善的觀點，孟子說：“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宋代王應麟在《三字經》中將其總結為：“人之初，性本善。”中國人與西方人在關於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的問題上持完全相反的觀點，這種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深刻地影響了中西方文化長期以來極其不同的發展道路和命運。

應當怎樣認識人性？哲學家告訴我們，人性在本來不可分的意義上統合以下三重屬性。即：

1．人性第一層：生物性，偏於惡；

2．人性第二層：社會性，善惡兼而有之；

3．人性第三層：精神性，偏於善。

人性本不可分而強以分，目的在於更準確地理解人性。但這三層屬性卻不是三一三十一的平均數，否則還是善惡難辨。我國學者黎鳴在他的哲學著作《人性的雙螺旋》中，使用了一個帶有假設性的公理，即，越是歷史悠久的事物，其惰性越大，發生變化的可能性越小，而且這種惰性與它出現至今的時間成正比。黎鳴運用複雜的數學模型進行推導，結論是：

人性的90％偏向惡，只有10％偏向善！

這便是對人性善惡傾向的總估計，如果再用歷史比較的方法進行推理，這個結論可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