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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閥制度下計程車大夫，有歷史的傳統，有莊園的經濟基礎，有包辦選舉的制度，甚至有依門第高下任官的成文法，有依族姓高下締婚的風氣，高門華閥由此種種便成為一個利害共同的集團，並且，公卿子弟熟習典章制度，治國（辦例行公事）也非他們不可。在這諸多特殊情勢之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的，只有雙方合作才能兩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只要有強大的軍力能奪取政權便行，士大夫卻不然，寒人役門要成為士大夫，等於駱駝穿針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強制，也還是辦不到。何事非君？士大夫只要不損害他們的權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權。一個擁有大軍的統帥，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援，卻絕對作不了皇帝。

考試製度代替了門閥制度，真正發揮作用是十世紀以後的事。

經過唐代前期則天大帝有意援用新人，任命進士作高官，打擊世族。經過後期甘露之禍（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白馬之禍（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和藩鎮的摧殘，多數的著名家族被屠殺。經過長期的軍閥混戰，五代亂離，倖存的世族失去了莊園，流徒各地，到唐莊宗作皇，要選董朝廷典故的世族子弟作宰相都很不容易。宋太祖太宗只好擴大進士科名額（唐代每科平均不過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以至幾千人），用進士來辦事，名額寬，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進士在數量上壓倒了殘存的世族，一發榜立刻作官。進士出身的官僚紳士和皇家的關係，正如夥計和老闆，是僱用的而不是合股的。老闆要買賣作得好，得靠夥計忠心賣力氣，宋朝家法優禮士大夫就是這個道理。用宋朝人的話說是共治，著名的例子是文彥博和宋神宗的對話：

皇權的極峰（2）

文彥博：王安石胡亂主張，要改變法度。其實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致失掉人心。

宋神宗：更改法制，對士大夫也許有些吃虧，可是，老百姓是喜歡的。

文彥博：這話不對，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干？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對，也有人贊成改革的。

這是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三月間的事。

和前一時期不同的，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莊園，才能中進士作官，再去擴大莊園。這時期呢？中進士作了官才能購置　莊園。名臣范仲淹年輕時吃冷粥，過窮苦日子，到作了大官就置蘇州義莊，派兒子討租子，得幾船糧食，便是好例子。前一時期的世族，莊園是中進士的本錢，後一時期的官僚，莊園是作官的利息，意義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不因之不同。

更應該注意的是印刷術發明了，得書比較容易，書籍的流通比較普遍。國立學校學生入學資格必須父祖曾作幾品以上官的規定取消了，而且，還有許多私人創立的書院，知識和受教育的機會比較不為少數家族所囤積獨佔，平民參加考試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讀書成為作官的手段，“遺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唸書，考進士，作官，發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為帝王作僕服務：“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政府的提倡，社會的鼓勵一，作官作紳士得從科舉出身，竭一生的聰明才智去適應科舉，“天下英雄入我轂中”，皇權由之鞏固。官爵恩澤，都是皇帝所賜，士大夫以忠順服從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一》。換取皇家的恩寵。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飯碗，非用全力支援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幹事，俸祿優厚，有福同享。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變成共治之局了。君臣間的距離恰像店東和夥計，主傭間的恩意是密切照顧到的。

士大夫從共存到共治，由股東降作夥計，已經江河日下了。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賣身的奴隸，士大夫成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計程車大夫，既不是像漢、魏世族那樣有威勢，又沒有魏晉隋唐以來世族的莊園基礎，中舉作官得懂君主的竅，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為意志，是非為是非，喜怒為喜怒，從辦公事上分一點殘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業。一有不是，便喪身破家，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軍作苦工是從寬發落，不但禮貌談不上，連生命都時刻在死亡的威脅中。偶而也有被寵用的特務頭子，雖然威風，可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甚至口頭上，只把這些人當惡狗，養著咬人。皇帝越威風，士大夫越下賤，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士大夫越被制抑，皇帝就越尊貴，君臣的關係一變而為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體貼入微地逢迎阿諛，把皇權抬上了有史以來的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