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共和，並且加快了同袁世凱的議和談判，國內共和形勢已經不可逆轉，梁啟超聞之倍感失意，無奈之下只好支援共和，以謀共和制下的立憲政體。4月，梁啟超發表《中國立國大方針》評價辛亥革命的進步意義，讚頌革命共和派。梁啟超的表態引起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歡迎，黃興、章太炎也開始聯絡梁啟超，並表示歡迎其歸國領導建設，汪精衛寫信對論爭時得罪“先生”道歉，頌其“以積學養望，同以指導國民為念如先生者”。梁啟超與革命派的“一笑泯恩仇”，引起了康有為的不滿和恐慌，康有為頻頻作書訓斥梁啟超，以使其“浪子回頭”。可是在時代腳步面前，梁啟超順應潮流，與康有為落後的思想徹底決裂。與此同時，湯化龍、林長民等應時勢需要，聯合共和建設討論會與國民協會合併為民主黨，選舉梁啟超為領袖，梁啟超的歸國條件完全成熟。

1912年11月8日，在各政黨的呼籲下，在全國國民的期盼下，梁啟超踏上了回國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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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人才內閣”

經過國內外各界人士的四處奔走，梁啟超歸國問題提上了日程。1912年11月，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涯，踏上了開往中國的客輪。

“望歸國，望了十幾年”如今歸國，恐仍不得安寧，鮮花美譽，明槍暗箭將一併襲來，雖“登舟吸納海風，宿疾全愈，胃愈壯”，心情大爽，可是面對即將到來的風浪，梁啟超“亦覺體中不適”，“悶守小室中，殆無復海行之樂”。 歸國的興奮不足以抵消梁啟超對國家命運的擔憂，突如其來的風浪讓梁啟超膽戰心驚，揪心不已。

經大沽，11月18日抵達天津，直隸都督派人遠迎，民主等政黨亦紛紛接梁啟超於船上。張騫、黃興等皆在天津等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開國紀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政要的謁見，社會各界的轟動，歡迎之隆重，氣氛之熱烈，也讓梁啟超喜出望外，倍感意外。梁啟超在津連日赴宴，發表演說，“應酬苦急”。後在袁世凱的催促下，梁啟超啟程前往北京。

11月28日，抵京。袁世凱代表、政府各部次長、參議院議員、各政黨代表一行數百人迎接與正陽門車站，　交通為之一滯。是夜，梁啟超便參加舊友組織的歡迎宴會，開始浸入了熱情的歡迎會與接待賓客之中，繁忙不已，賓客來訪，“只能以二十分鐘談話為約”，每日必有演說，“都中人士之歡迎，幾於舉國若狂”。報界中，同盟會各報館中“有一二讚美之詞”，梁啟超如“眾星之拱北辰”中之北辰，原###和鬥士，如今成為了共和國青天白日旗下的英雄，而原立憲派也一吐心中悶氣，勇氣百倍，“人人有哀思戰鬥之意矣”。

在北京，梁啟超應總統府之邀，謁見袁世凱。此時，二人雖有舊仇，但面對共同的敵人國民黨，都急需籌措大黨，以圖控制內閣，袁世凱期望藉助梁啟超的威望在輿論上支援自己，而梁啟超則希望自己能夠出任內閣總理，以引導袁世凱走向憲政的軌道。袁世凱出錢，梁啟超出力的一場互相利用、相互鬥爭的交易開始了。

12月10日，梁啟超結束“可謂人生之至快。亦可謂人生之至苦”的十二日京城生活，返回天津。風光的生活讓梁啟超疲憊之餘，又有幾分得意，自信心猛增，自謂自己“遠非孫、黃所及”。他鼓吹革命，宣揚民主，贏得了社會的承認與尊重，功績永不可滅。胡適這樣評價道：

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樑氏之筆，雖有千百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梁啟超回到天津後，閉門謝客，重整旗鼓，成為政黨政治及責任內閣的鼓吹者和追逐者，在青天白日旗下，梁啟超繼續他一直追求的政黨政治，夢想左右天下。

梁啟超順應時代潮流，承認“今日中國已確定為最神聖最高尚之共和國體”，擁護共和，成為共和制度的衛道士，同時他重振立憲派士氣，恢復其名譽。11月，梁啟超創辦《庸言報》，成為他歸國後的第一個宣傳機關，發表《中國道德之大原》、《治標財政策》、《論國會會議》、《憲法之三大精神》等暢論主張，影響得到進一步擴大。流亡期間，梁啟超潛心於研究政治、財政、法律等學術問題，使之成為他飛翔的翅膀，從此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