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對廬山會議及其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採用的一套鬥爭方法極為反感，曾在自己的筆記中多處提及，如：“斷章取義”、“極端加以誇大”、“人身攻擊”、“發生爭論離開問題去推測其他”、“突然襲擊”、“打悶棍”、“羅織罪名”、“莫須有”、　“算老帳”、“只許檢討，不許還手”等等。在重讀《八屆八中全會決議》之後，他不再“耐怨”，針對《決議》中的一些無端指責，他列舉事實，在《看法》中一一駁斥。

《決議》指責彭德懷：“把一些暫時的、區域性的、早己克服或者正在克服中的缺點收集起來並加以極端誇大，把我國目前形勢描寫成為一團漆黑”。

針對這一指責，彭德懷在《看法》中寫下了《究竟誰在加以極端誇大》一節；

廬山會議指責他在黨內“拉拉扯扯，封官許願”。他寫下了《真的有封官許願、拉拉扯扯嗎》一節；《決議》指責他“只顧個人小局，不顧黨的大局”，他寫下了《只顧小局不顧大局嗎》一節；在廬山，林彪給彭德懷送上了幾頂帽子：“野心傢伙”陰謀家“、”偽君子“。於是小會、大會上，便出現了所謂彭德懷”偽裝直爽、偽裝樸素“的種種發言，而且寫入了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之中。

《決議》寫道：“也由於他（彭德懷）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對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險性”。對此，彭德懷在《看法》中憤然寫道：“真的是偽裝爽直、偽裝樸素嗎？”他就此回答說：“我認真回憶了自從加入共產黨幾十年以來的歷史程序，對黨和對同志是堅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是根據自己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而言論和行動，就根本沒有什麼‘偽裝直爽’。在任何場所說話，從來也不看別人臉色，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對於“偽裝樸素”這一極不公正的指責，彭德懷在《看法》中寫道：“本來不值一提，但《決議》中既已作為問題指出來，也就不能不解釋一下。……其實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樣生活，也沒有什麼特別樸素。但在中國革命長期鬥爭中，我也沒有故意浪費一文錢，這也是事實。”

對於自己在長期戰爭中以非凡的精神艱苦自持，表率全軍，彭德懷只用這樣淡淡數語來表達。哪一個經過戰爭年代的老將軍、老戰士，讀後能不為之動情呢？

彭德懷特別提到他“即使在舊式軍隊中生活十二年也是如此”。從任連長起至舉行平江暴動，近8年的時間，他把積存起的7萬塊銀洋（其中他個人的薪餉6000銀洋）全部作了暴動的費用和紅五軍的軍費。而對他的家庭，彭德懷在《看法》中說：“每年平均寄回家用不到200元，始終維持下中農生活。從平江起義到解放戰爭結束，我全家十餘口人，流浪乞討，全無任何顧及，四十餘年如一日，這也不是什麼偽裝得了的。能不能舉出任何事實一面鋪張浪費，另一面又偽裝樸素……”儘管這些難於忍受的“惡名”折磨著他，彭德懷最憂慮的仍然是大局。他在《看法》中寫道：“八屆八中全會應當實事求是，總結經驗，而實際卻不這樣做”　，“把人們引到避開現實去算舊帳，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利於黨和人民事業的。”反右的結果“勢必出現一個少慢差費的大馬鞍形，真使人痛心！”

他提筆在《決議》檔案上寫下一個批語：“寧‘左’勿右，再來一個寧‘左’勿右，將要出現一個十分嚴重的局面！”然而，沒有誰能聽到這充滿焦灼的呼聲。

“你是管軍事的，為什麼要去管經濟的事呢？”浦安修這樣埋怨他。

如果不去談經濟問題，不就不會被打成“反黨集團”了嗎？這是親人無可奈何、追悔莫及的怨嘆。但是他打了一輩子仗，捨死忘生，為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為了使中國人民以至全人類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解放麼？1953年他從朝鮮回國，毛澤東要他擔任國防部長，他誠心誠意地推辭，希望仍去西北搞建設。毛澤東沒有同意。1959年4月，彭德懷再次向毛澤東表示他希望卸去軍職去搞建設，毛澤東有些誤解，不悅地說：　“給你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他不好多說，接受了毛澤東的任命。

彭德懷是農民的兒子——他始終記住這一點。在1957年7月22日平江起義29週年舉行的紅三軍團歷史座談會上，他曾說：“對於我，寫上這樣幾句就行了：”他是一個勇敢的農民的兒子，時代和生活把他推上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他常說自己要做人民的答帚　——人民需要你做什麼就做什麼，但他內心深處對土地的眷戀，卻不時隱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