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猶豫了一下說，‘我可以去，但去了可能會死，我死了，丟下母親，怎麼辦’革命黨人面對我這樣的孝子，很失望，只好說，‘你既然擔心死後的事，就不用去’”

蔡元培終於被他的坦誠和幽默惹笑

周樹人總算來了情緒，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他接著往下說：

“所以我也不可能成為革命者。革命者是必須遵命的，叫你去做什麼，是不許問的。而我卻要問，還喜歡估價這件事的價值。有時還愛唱唱反調，您看我這樣的人能革命”

補樹書屋瀰漫起濃濃的煙霧和歡笑。兩人的談興也越來越濃，蔡元培自從進京以來，心情還從沒有這般暢快過。周樹人仔細地聽完他的辦學思路，又恢復了凝然冷坐的姿態。他緩緩地點燃一支菸，用一種冷峻的師爺腔分析起利弊和得失。

“蔡先生，您單身北上，一進北大就亮出了‘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辦學之道，這說明您主長北大是胸有經緯的。所以這些天教育部一班好事者也都在議論，說先生早年信仰過無政府主義，是想用德國和法國的自由主義精神來整治北大。但有幾點豫才並不敢苟同。一是現在北京風傳有湯爾和、沈尹默、馬敘倫為首的一批浙人，想打著您的牌子，借範源廉之手左右教育界。範源廉又是靠近段內閣的人，袁希濤已在部裡表示不滿，長此下去可能會對您和北大不利。二是憑您的聲望和氣度，相信能聚集一批新派人物。但目前中國社會的現狀，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的黑暗都濃縮在一起這老北京又是隻大醬缸，您真動起真格來，北洋政府和那幫達官貴人能容忍還有，許壽裳給了我幾本《新青年》，說裡面有許多謬誤，我看倒不見得。只是中國曆來的文人，都擺脫不了官的幫忙和幫閒的套路，這些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又多數是從舊營壘裡出來，帶著很深的名士氣。他們那種狂熱的反叛精神終究能維持多久會不會吶喊一陣又回到老路上去？我真不敢恭維。蔡先生，豫才以為目前的北京不是真正能做事情的地方，非久留之地呀。看！我的壞習氣又出來”

蔡元培卻被他的肺腑之言感動了，夜已經很深了，在這寒冷的冬夜，在這鬱結著女吊鬼氣的舊式會館裡，他聆聽著一位蓬頭長髮的“無常”的內心獨白，真是感觸萬幹，難以平靜。豫才興許很久沒有這樣說過話了，眼睛熠熠放光，興奮地給火爐加炭，又拿出回鄉時帶來的青魚乾、醬鴨肉和一包茴香豆，用錫壺溫了一瓶酒，便饒有興致地與自己敬重的先生圍爐小酌起來。

幾杯熱酒下肚，面色酡紅的蔡元培便醉意矇矓起來。他打量一眼這當年進京趕考住過的會館，回想起近二十年來投身教育的經歷，動情地說：

“豫才！自從發誓以教育救國這一天起，先是回鄉辦紹興中西學堂，又去上海南洋公學任特班教師，以後又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校，直至辛亥後出任教育總長。真是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生命就這樣默默地流逝了，現在我是以天命之年出長北大呀，冥冥中總覺得這是上蒼留給我的最後一個舞臺唉！人是需要舞臺施展抱負的。當年隨我一起掛冠而去的張謇和張元濟，如不是抓住實業和商務印書館，又如何在民國的歷史上再度輝煌？說實話，從秉性上看，我是近學術而不宜於政治的。與孫文、黃興等職業革命家相比，我最多隻能算個書生型的政治家。所以，這次出山，不管前途多麼艱險，我都只能拼死一搏。豫才，我這次單身北上，手上只帶著‘自由’和‘相容’兩件武器。我是想把西洋文化的自由與理性，與中國文化的中庸與良心相容在一起。不光是要把北大改造成一所新型的大學，更希望透過引進《新青年》，創辦各種學術團體，造就一種新的自由的空氣，一種自春秋戰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最後，以思想文化的變革來實現改造國民性，改造社會的理想。”

他說到這裡，氣度沉雄地站了起來。目光炯炯地注視著周樹人。

“當然，我也知道自己是過於理想化在目前的中國，教育必須獨立於政黨和政體之外，才會有希望。所以黎元洪幾番相邀，都被我謝絕我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也早已做好了準備。豫才，身為越人，怎敢忘記仰蕺堂內先賢的臨終絕唱？‘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

遠處的雞鳴，送走了又一個沉沉的長夜。當週樹人站在會館門前，目送著蔡先生乘坐孫寶琦的那輛舊馬車，搖搖晃晃遠去時，眼簾突然模糊了起來。透過彌天的風沙，他彷彿看見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是這樣搖搖晃晃地趕著馬車，在列國崎嶇的山路上週遊著兜售他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