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的輓聯，文字質樸，卻情真意切，表達了他們對蔡先生夫婦倡導平民教育的崇敬之情：

辦學堂實行男女平權，願天下婦人們共看模範；

相夫子鼓吹勞工神聖，凡學校好夥計快來鞠躬。

屈指算來，自1916年回國後，一晃已快五年他這次明為避風頭，心裡確實也很想出去考察一下戰後各國的教育現狀，實實在在地為北大的發展和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們做幾件事。在出訪的九個月裡，他的足跡遍佈法、英、德、意和美國等許多地方。但一到巴黎，他就陷入了尷尬之境。華法教育會被吳稚暉。李石曾辦成了經濟組織，搞得一團糟。與二千多留法學生對立情緒很大，還虧了不少錢。在他的斡旋下，終於使該會與學生脫離了經濟關係。而那位周恩來和蔡和森，在平息矛盾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到里昂後，在工廠做工的陳毅還親自上門拜訪，湊巧他出門了，留下了一封充滿崇敬之情的長信。他還動員里昂大學校長儒班博士，推動法國陸軍部和教育部，將聖底勒兵營捐作里昂中法大學校址。他親自出任中方董事長，吳稚暉為中方校長，為留法學生創辦了一所新的學校。並欣然接受鄧小平、王若飛、陳毅等二百二十五位學生的來信建議，在中法大學裡下設工學院，解決了一大批人的求學難題。他還饒有興趣地考察了法國發明的大學區制度，也就是說取消教育行政機構，將全國分為若干大學區，由該區的大學校長領導轄區內的大學和中小學教育，行使教育行政長官的職權。他覺得要在軍閥專制的中國真正實現教育獨立，必須推廣法國的大學區制度。這一設想一直頑固地烙在腦海裡，成了多年以後他再度復出時一次失敗的試驗。

他一直想為北大聘請杜威、羅素一類國際一流的學者前來講學。這次他終於如願以償地拜訪了居里夫人和愛因斯坦兩位科學巨匠，商談了訪問中國的具體計劃。

最快慰的還是一路上分別會見了讓他惦念的劉半農、傅斯年、羅家倫和馮友蘭。本來哥倫比亞大學計劃在六月初畢業典禮時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因考察耽誤了船期，所以只接受了紐約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在美期間，他參加了一次中國留學生的歡迎會。馮友蘭只記得那天到的人很多，蔡先生一進場，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好像有人在指揮一樣。一位久在北京教育部的同學驚訝地說，我還從來沒見過校長和學生關係這樣好的場面，可見大家是真心佩服蔡先生而羅家倫卻留下了另一種印象，當他陪蔡先生遊練色佳時，剛到寓所休息，忽見一位美國新放的駐華公使要宴請先生，想請他介紹認識些北方權貴。蔡先生坐猶未定，一見此人當場就走，無論怎麼勸說也留不住。結果只好陪他去看了幾十裡外的一個瀑布，事後蔡元培說：

“我最怕聽到這種惡濁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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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內部終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裂。

去年年底前，陳獨秀乘船去了廣州。陳炯明在粵桂戰爭取勝後，曾電邀陳獨秀去廣州出任教育委員長。這對他吸引很大，當初離京也是準備去辦西南大學的。但作為上海共產黨小組的發起人，他必須寫信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南方是孫中山革命活動的中心，如能在廣東建黨，對全國都會有影響。

陳獨秀臨走前又來信徵求意見，想讓上海的陳望道負責《新青年》雜誌。沒想到這封信鬧出了許多不愉快，最不滿意者就是胡適。胡適骨子裡不滿《新青年》宣傳佈爾什維克主義，但礙於陳、李的面子不好明說，現在陳獨秀走了，何不拿到北京來辦？憑什麼交給素不相識的陳望道

胡適馬上給各位同人寫信，談了三條設想。一是聽任《新青年》辦成蘇俄的漢譯本，而再另辦一份雜誌。誰來辦這份雜誌胡適沒說，但含義很清楚，是他而不是陳獨秀。因為陳獨秀已有了《新青年》，用魯迅的話說，這是仲甫帶來的，是他的專利。二是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由北京同人發表一個不談政治的宣言。三是乾脆暫時停辦。

李大釗不贊成停辦，他是想為上海小組留下一個談政治的陣地。自去年九月起，《新青年》實際上已成了上海小組的機關刊物。

春節前，好久沒買古玩的魯迅去了趟德古齋，捧回一部《三體石經殘石》。晚飯後，正在美滋滋把玩時，郵差送來了胡適的信。他有每天飯後散步的習慣，八道灣寓所的院子又大，就拿著信漫步到後院去找二弟。周作人正在生病，醫生囑他臥床靜養。羽田信子見大先生來了，忙去沏來一杯熱茶，親手遞到面前，燈光下，她雪白的臉銀子般閃耀了一下，刺得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