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望者也。且津民之性悍而鷙，倘因夷人而加辜於津之守令，必致觸怒於閭閻，其患有不可勝言也。《書》不言“顧畏民巖”乎？《傳》不雲“眾怒難犯”乎？願熟思而詳慮。國體不可虧，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圖之鞏固，華夷之畏服，臣民之歡感，在此一舉矣。昔王禹偁曰：“一國之政，萬民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謨，何以報大恩於先皇，何以輔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懲乎天下後進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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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內，周家勳、張光藻、劉傑的家門口。這些天來，慰問的人絡繹不斷，憐憫之淚，不絕於面。本來官聲平平，卻突然都成了勤政愛民的清官賢吏了。街頭巷尾，不知誰編的童謠在四處傳唱：“昇平歌舞和局開，宰相登場亦快哉。知否西陲絕域路，滿天風雪逐臣來。”

曾國藩這時方才明白輕聽崇厚之言，將周家勳等人交刑部嚴議是一個絕大的錯誤。他心裡痛苦萬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堅持定見，更恨崇厚事事圖悅洋人，將他推到國人唾罵，皆曰可殺的悲慘境地。奏疏已經拜發，猶如潑水不可復收，他每天夜裡默默地向神靈禱告，求太后、皇上能寬容這幾個可憐的地方官，莫讓自己的過錯造成事實，使良心稍得安寧。

誰料幾天後上諭下達，速將天津地方官押來刑部歸案，重申殺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務必嚴加審訊在押犯人，不可寬貸，但又對“訂定人數，如數執行”的提法予以駁斥：“衡情定罪，唯當以供證為憑，期無枉縱，豈能預為懸擬，強行就案？”

曾國藩有苦說不出，真的到了上下指責、左右為難、千夫所指、百口莫辯的地步了。眩暈病又復發，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霧裡。他自知不久人世，也願速死，致書給兒子，叫他們將棺材早日做好，以免臨時措手不及。

丁啟睿、馬繩武、蕭世本、趙烈文、吳汝綸、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邊，服侍勸慰。曾國藩身心已完全憔悴，不能多說話了，只是反反覆覆地重複著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

時至今日，別的辦法已沒有了，唯一可行的，是用銀子來彌補，但曾國藩又犯難了。他一貫於財產看得很淡，也不打算給兒女留一大筆錢。祖父星岡公有一句話，他信奉一輩子：“命裡有飯吃，再無錢財也不得捱餓；命裡捱餓的，先人留下的錢財再多也沒有飯吃。”多年來，他在養廉費裡只存得兩萬兩銀子，以作養老用。可以從中拿一部分出來，但不能全拿，總得留一些。他將必須開支的部分作了仔細考慮後，決定拿出七千兩。三人分，每人只得到兩千多，少了。實在無法可想時，他把此意透露給趙烈文。趙烈文一聽，立即慷慨表示：“大人此舉，驚人世而泣鬼神，古今中外無先例。烈文受大人栽培多年，粗知大義，豈不受感動？督署幕僚，雖不能說人人都持烈文之想，但亦十佔八九，我明日快馬回保定，三日後來津覆命。”

三天後趙烈文帶回了一萬三千兩銀票，全是直隸總督衙門幕僚們湊的，沒有驚動一個地方官員。曾國藩很是感激。趙烈文勸曾國藩自己不必再拿錢了。他如何肯依！這樣，連同他的七千，共有兩萬兩銀子。周道、張守、劉令每人各五千兩，剩下的五千兩，他反覆思考後，決定給徐漢龍、劉矮子、馮瘸子每人五百兩，紅柳村的七個人每人一百兩，田老二等五人每人也發六十兩。

這種事，不要說以往，就是幾天前曾國藩都不會做。傷人者賠錢；殺人者抵命，這是自古以來最基本的法律，何況殺了外國人，險些引起一場浩大的災難。現在，全國各地的輿論終於使他清醒了：這畢竟是長期積怨引起的衝突，從根本上講，理虧的是洋人而不是津民，不能簡單地就事論事。尤其是徐漢龍、劉矮子、馮瘸子，他們是出自愛國敬官長的義憤，殺他們的頭的確有些冤屈；田老二等人固然是趁火打劫的歹徒，但在這樣一場複雜的案件中，殺他們的頭，也間接刺傷了百姓的愛國之心，權且以這點銀子來作補償吧！

聽說紅柳莊打死人命的兇手，只因承認是為殺洋人而死，就每人得一百兩銀子，監獄裡幾個家貧的殺人犯在親屬的勸說下，也表示願意在殺洋人的認罪書上畫押，臨死前得一百兩銀子，作為對家庭的報答。於是，曾國藩勾出五個殺人犯來，每人也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