褐匕桑　�

崇厚這時已語聲哽咽，幾乎要掉下眼淚來。曾國藩的思緒亂極了，體力也衰弱極了：“崇侍郎，你先回去，讓我好好考慮一下，晚上你再來！”

崇厚走後，曾國藩走進臥室，他按多年養成的習慣，關緊門窗，點上一炷香，開始冷靜地前前後後地仔細思考。過去他盤腿坐在床上，現在他已無這份體力了。他睡在躺椅上，腹部蓋一件舊馬褂，嫋嫋升起的輕煙，使他的思緒漸漸寧靜。

來天津二十天，津案的眉目已完全清楚了。發生在天津的這一樁教案，與發生在江西、四川、貴州、湖南等地的教案一個樣，是中國百姓長期對洋人憤激而成的大變。自從允許洋教在內地傳播以來，教堂到處滋事。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不問曲直，一概庇護教士。遇有民教爭鬥，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則聚眾而思一逞。天津教案之所以鬧得這樣大，洋人死得這樣多，完全是因為豐大業先開槍打死劉傑家人的緣故。從這兩方面來看，曲在洋人，理在國人。曾國藩從這個方面想了以後，又換了一個角度想。

其他教案的直接起因，都由於教民的無理，中國人佔了理，天津這場教案的情況就複雜了。圍攻教堂，原因是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罪行，但此事查來查去都無確證。於情於理來說洋人都沒有必要這樣做，因聽信無端謠傳而來圍攻教堂，理又在哪裡呢？豐大業先開槍打死人固然有罪，但頂多毆斃他，以命抵命而已，怎能借此打死二十多人，燒國旗、教堂，毀領事館、育嬰堂、講書堂呢？死人中有多半又不是法國人，他們是受害者。更令人氣沮的是，這中間還有像田老二那樣的歹徒。就事論事，到底是曲在洋人，還是曲在國人呢？想到這裡，曾國藩不覺心寒起來。他離開躺椅，來回活動幾下，又坐到書案邊的藤椅上繼續想著。

儘管這樣，洋人畢竟是可恨的。中國人不歡迎他們，討厭他們的教會，他們為什麼要死皮賴臉地待在中國呢？為什麼要強行在中國傳播他們的教義呢？他們究竟意欲何為：是為了掠奪中國的財富，還是要迷惑中國人的良心？清議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的，我們應該藉此機會，將一切外國人統統趕出國門，從此以後，不與他們往來，關起門來辦自己的事。你的船堅，我們不稀罕；你的炮利，我們不需要；你的千里鏡看得遠，我們自古以來沒有這東西，也照樣行軍打仗，善用兵者亦能取勝。清議畢竟代表中國的民情、民氣、民風。假若他曾國藩這時站在天津，如此振臂一呼，天下人都會豎起大拇指。稱讚他為愛國英雄。而如今他卻要奉太后、皇上之命，代表中國向洋人低聲下氣賠不是，驅使工匠去修復百姓怒火焚燒的教堂，用隆重的禮節去安葬槍殺中國人的兇手，拿數十萬白銀去撫卹被人們恨之入骨的洋人，殺中國百姓的頭去平洋人的怨憤。他曾國藩哪怕功勳再大，地位再高，道理再充足，他的舉動也是逆民心拂民望，損國格墜君威的，他也會受千夫所指，遭萬人唾罵，像張邦昌、秦檜那樣，作為一個漢奸賣國賊而遺臭萬年。

曾國藩想到這裡，渾身顫抖，不能自已。他嘆息自己命苦，不料老來遭此大難。如果這時仍在兩江，或調在除直隸外的任何一省，這種倒黴的事也不會輪到他的頭上來。說不定還可以講幾句體面話，猶如二十多年前的家信中所寫的那樣，稱讚姚瑩斬殺英夷為大快人心之事，還送詩給前往福建做官的金竺虔，鼓勵他：“海隅氛正惡，看汝斫長鯨。”

當然，現在也可以急速給太后、皇上上書，歷數洋人之罪，力申民氣可用，向洋人宣戰，以自己的聲望，說不定太后、皇上也會採納，但後果會怎樣呢？十年前，朝廷與洋人接仗，大大小小也打了不下百場，但幾乎無一仗佔上風，有時候看起來是勝利，旋踵而來的便是更大的慘敗。三十年前的那次燒鴉片煙的戰爭，給剛剛進入仕途的曾國藩以深刻的刺激，直到今天，他仍然清楚記得。當年道光帝派林則徐到廣東去禁菸，又同意他以武力回擊英國人的武裝侵略，但後來仗打敗了，道光帝又把責任全部推到林則徐的身上，將他革職充軍。道光帝號稱聖明，頗思有所作為，尚且如此出爾反爾。太后乃婦道人家，皇上為未成年的童稚，更不能指望他們承受開仗後的巨大風險。到頭來，自己就會變成把國家推進災難中的罪魁禍首，而國家必定也在人力、財力上蒙受著大百倍千倍的損失。

“大人，大沽口水師總兵送來急報，洋人又開來六艘炮艦，連前次三艘在內共有九艘，全部荷槍實彈。”趙烈文心急火燎地推門進來。

“哪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