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唸書的，每天能夠吃飽飯活下命來就不容易，還談什麼讀書。昔日馬路上流浪的“三毛”，現在進了高等學府。我曾經連做夢都夢不到的好事情竟然成為現實，我非常珍視覺和人民對我的培養，給了我這一難得的機會。

暑期，很快便過去了，考上大學的同學紛紛離開衛生幹校去報到。當時的我，可說是壯志凌雲、豪情滿懷、憧憬著無限美好的未來；自己的理想與追求實現了，我的生活開始了新的起點。那枚小小的、長方形、由我國著名書法家舒同書寫的白底紅字的“上海第一醫學院”校徽別在我左胸前，它，赫赫生輝，令我感到無比的自豪。我一生中沒有過什麼輝煌或閃光的事蹟，但我無論在戰爭年代、大學生活及此後的工作中始終努力工作、刻苦地獲取各種知識、勤奮學習至今不輟。

豐富多采、生動活潑、緊張愉快的五年大學校園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難忘，也是受益最多的時光。

五年間，儘管有“肅反”、“整風反右”、“大躍進”以至“拔白旗”等政治運動，但我們的教學生活未受到太大的干擾，按時完成學業，走向新的工作崗位。

５０年代初，我國實行一邊倒，全面學習蘇聯，留學蘇聯成為一股風氣。那時領導上亦曾有意培養我，動員我到北京學習俄文，日後留學蘇聯，我沒有動心。其實，那時我見到別人去蘇聯留學，心裡也是挺羨慕的。我並非不想去蘇聯留學，只覺得自己文化基礎差，能在國內大學學好專業就不錯了。１９５６年，有一位蘇聯著名內科專家到上醫來傳授先進教學經驗，他們時興帶病人到大課堂作示範講課。幾次下來，老師和同學中對此印象不佳，但保持沉默不敢妄加議論，不然給你戴上一頂“崇拜西方”、“反對學習蘇聯”的帽子也夠你嗆！

第二節

北京醫院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保健醫生的“搖籃”

1958年暑期，我們結束了醫院裡的實習課程回到學校等待畢業分配。同學們對於剛剛經歷過的1957年夏季“反右派”運動心中還是記憶猶新。畢業分配時正值“大躍進”高潮，社會上政治氣氛濃濃的，學校領導號召應屆畢業生服從分配，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去。上醫同學中大多是上海人，或家鄉在江浙地區中小城市，學校擔心同學不願離開上海，統一分配工作有一定難度，故一再強調黨團員要帶頭服從分配，貼大字報表決心，主動請求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鍛鍊。但嚮往留校當助教、到上海大醫院或科研單位等條件優越的部門去工作，是很自然的，我也一樣。

我們這些調幹學生平素在學校的各方面表現都是比較像點樣子的，無論是關心和參加各項社會活動，農忙季節大學生下鄉勞動、到農村去參加血吸蟲病防治工作，以及參加“勞衛制”體育鍛煉等都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是，服從國家統一分配，要求到邊疆、農村與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這是一個極為關鍵的考驗。

50年代是國家高度集中統一的時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大學生的培養與分配同樣是有計劃按比例的，並且是一次分配幾乎決定了終身的前途和命運。當時，我考慮到自己是孤兒出身、轉業軍人，人民培養我成長，我是共產黨員，又是學校黨團幹部與骨幹，沒有理由不響應上級號召，在服從統一分配工作問題上必須作出榜樣，不能考慮個人利益太多，不能退縮。我歷來認為一個人的行為要表裡一致，說的和做的必須是一個樣子，心口如一，叫人口服心服。在面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群眾看黨團員，黨團員看幹部。因此，我帶頭簽名貼出大字報表態：響應黨的號召，堅決服從國家統一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就這樣，我從上一醫畢業便告別母校到河北省中醫學院報到。

大學畢業時，正趕上“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鍊鋼鐵”年月。先後來河北省中醫學院報到的大學生有二十多名，共產黨員只有我一個。單位領導指定我為“負責人”、“小組長”，這些自然不是什麼“官銜”。

從秋天很快到了隆冬季節。我們這些人當中大多是“三門幹部”（由家庭、學校到機關），有的從未離開過家庭和父母，沒有吃過什麼苦，獨立生活能力差。

北國的冬天真是千里冰封，刺骨寒風，吃的是粗糧多，如小米或玉米麵窩窩頭，大米與白麵少；大白菜成為當家菜，肉食很少，更見不到魚蝦。我們白天夜裡拉小車運鐵礦石，用大小鐵錘砸碎礦石送進土高爐內“鍊鋼”，每天勞動到深夜，可說是風餐露宿與勞動人民跌打滾爬在一起；那些缺乏勞動鍛鍊基礎的“資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