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如劉鎮華、黃紹竑、熊式輝、吳鼎昌、張公權、陳儀、沈鴻烈等，外以‘大公報’為喉舌，內奉黃膺白、張嶽軍為領袖。再加以執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為‘經濟基礎’。政學系便呼之欲出了。黃埔簡直成了‘晚輩’；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這些政學系新分子中，除暢卿本人以及膺白、嶽軍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說與老政學系都風馬牛不相及。黃膺白雖還做過政學系的上司；張嶽軍以前只不過替政學系跑跑腿罷了，而黃氏此時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儼然是一位二十世紀的嚴子陵。而張氏則為人圓通，自求多福，不幹眾怒。所以此時事實上的領袖，則是楊永泰。不幸暢卿長於知人；卻拙於自知。他不知無論CC和黃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樣地不逮於他，而這批廣州出來的卻究竟是時代的產兒；是在‘革命’氣氛下長大的。而他自己卻原是‘北洋’政客。國民黨此時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綁腿、扎皮帶的朋友，究竟比抽鴉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氣些。暢卿本人就是娶有兩個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眾’和‘幹部’也難免是和他一樣的‘舊官僚’。暢卿的見識還看不到舊酒裝在新瓶內並不能變成新酒。他為著要和CC爭地方政權，因而也組織了幹部企圖包辦省級地方政權中的‘民政廳’。不特此也，他還要在太歲頭上動土，連江蘇主席陳果夫下面的民政廳他也要侵佔。結果鬧出了大笑話。楊系新廳長因為私生活發生問題，而招致政敵的反擊。

但是政學系諸公並不因此自省，他們反圖運用新的權術來打擊政敵。他們知道，大家的利祿都以一人的喜怒為依歸，則就從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據說在一次黨內大會的投票中，政學系黨員的票並沒有投向‘領袖’，相反的卻投向政敵。結果他們政敵的首領的選票竟多於全黨領袖的票。這一毒計竟使本性多疑的‘領袖’，對政學系的政敵採取抑制的措施；政學系這一殺手鐗，真的幾乎連‘黨’也搶過來了。

殊不知這位‘小有才’的楊暢卿，終不明‘君子之大道也’。他自恃不凡，卻不知有黃雀在後。人家既然對首義功臣尚不惜作走狗之烹，他又何獨愛於楊某。暢卿得意忘形，而不能終其天年，又豈是偶然的事呢？

（十）

楊氏死後，新的政學系還未組成便胎死腹中了。未幾聰明的安徽省主席劉鎮華也‘發了瘋病’去職。能以足加天子之腹的嚴子陵也死了，因而再無人敢冒大不韙來重組政學系了。

所幸國民黨對它的政策上所謂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原則自始至終，只有一半的誠意。他底領袖真在搞‘黨外無黨’；但卻拚命地在黨內製造派系，使之鬥爭，以便分化統治。因而不論CC或黃埔，對‘領袖’是如何地歌功頌德，但一提到‘蔣先生頑弄派系的手法，他們也恨不得咬他一口。政學系的殘餘因而也在‘蔣先生頑弄派系的手法’之下倖存了，而成為一些受CC黃埔所排擠的高階官員和軍人的避難所。由於他們自始至終未形成一個具體的組織，因而也獨得天眷，成為蔣氏對壓制尾大不掉的強有力派系的王牌！

抗戰接近勝利時，民主競選之風大盛，政學系一批領袖們，顧影自憐，自認為民主政治家，卻沒有選民。他們又想步著先烈楊暢卿的血跡前進，來正式組織政團。預設的成員之外，他們甚至考慮到拉久與該系不睦的吳國楨、王雪艇（世傑）兩君入黨來增加聲勢。不過政學系畢竟是國民黨中最聰明圓通的一群政客的無形團體。抗戰勝利後最甜的兩大勝利果實東北和臺灣都以為他們所獨佔，不久張嶽軍又作了行政院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們再要組黨，難道還想做皇帝不成？聰明政客們，便再也不想作民主政治家了。

這便是所謂‘政學系’的一筆爛帳。

（全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