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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夏天，安娜·阿爾庫斯的朋友們吃驚地獲悉，亞果達在簽發拘票，準備逮捕一大批老布林什維克時，竟下令將她也抓起來。內務部的工作人員都想不通，把一個與黨、與政治都毫無牽連的女人抓起來與審判列寧的老戰友有什麼聯絡。

安娜·阿爾庫斯是在莫斯科郊外國家銀行高階職員療養所裡被捕的。當時，她正帶著已年滿五歲多的女兒在那裡度假。安娜·阿爾庫斯覺得自己無任何罪過，同時又並不特別害怕內務部“機關”　，　因為她有許多朋友都在那裡面工作，所以，“她對眼前發生的事，與其說是害怕，倒不如說是感到吃驚。她以為這是誤會，待事情一弄清楚就會被放出來，所以就把女兒暫時託付給一位銀行領導的夫人。

得知安娜·阿爾庫斯被捕後，斯盧茨基馬上就去找一手負責審判準備工作的莫爾恰諾夫瞭解情況。莫爾恰諾夫告訴他，說這個名字是由葉若夫親自寫上黑名單的。他還把安娜的前夫格利戈裡·阿爾庫斯的名字也寫了上去，後者是國家銀行國外分行的領導人。斯盧茨基一下子就意識到；葉若夫大概是想給他安上個以外匯援助托洛茨基的罪名。在這種情況下逮捕安娜·阿爾庫斯，肯定是為了向她的前夫施加壓力。

安娜·阿爾庫斯的案子由內務部裡一個頗有名氣的工作人員C　某料理。她的唯一罪名是由賴因霍爾德供訴中的一句話構成的。他硬說自己與“莫斯科恐怖小組”的另兩個成員皮爾克和格利戈裡於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間在安娜的住宅裡開過秘密會議。

偵訊員C　某對斯大林搞審判的目的和內務部取供的各種手段都十分了解，所以不大相信賴因霍爾德的供訴。然而，他認為自己必須正式地進行審訊。第一次審問時，他要求安娜·阿爾庫斯說出從一九三三年起所有到過她家的人的姓名。但安娜發現他打算作記錄時，馬上就住口不說了，而且問他在審訊記錄上記下這樣一份名單是否妥當，因為她的客人有些是名氣很大的人物——有內務部領導，甚至還有中央委員。為了舉例，她說出了斯盧茨基夫婦、一個名氣不小的檢察長和其他一些人。

她所有的朋友，好象是經過批選似的，或者是著名的黨員，或者是蘇聯人民委員部的大人物，所以安娜此時搞不清楚，結識這些人怎麼會給她帶來災禍。但是，她後來終於想起了一樁事：曾經有個顯要人物把她的一個朋友叫做“兩面派”。不過，那很可能是由於嫉妒。事情是這樣的。有天晚上，尼古拉·葉若夫從中央帶了一個外交官的戈莫洛夫一道到她家來玩。當時在她家的客人中有個姓皮亞季戈爾斯基的朋友，曾是蘇聯駐伊朗的商務參贊。後來，葉若夫在告辭時突然問安娜怎麼在自己家中招待象皮亞季戈爾斯基這樣的“兩面派”。她頓時覺得受了侮辱，便反唇相譏地說道。“既然皮亞季戈爾斯基是兩面派，那您為啥還把他留在黨內，為啥政府還要把這麼重要的工作交給他？”

葉若夫大發雷霆，罵她是庸俗的小市民。安娜也火冒三丈。她聲稱：“我的朋友，全是正派人！而您的那位知心朋友科納爾，卻是個波蘭間諜！”

她指的是波蘭大間諜波列修克。一九二0　年，波蘭間諜機關把一個陣亡紅軍戰士的黨證交給他，然後就把他派到蘇聯。用了十二年的時間“科納爾”成功地爬上了蘇聯官僚機關的最上層，成了農業部副人民委員。

“科納爾”與葉若夫是摯友，而且，正是葉若夫幫他竊據瞭如此顯赫的地位。這已不算什麼秘密。波列修克的暴露純系偶然。一個認識科納爾的共產黨員向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報告說，那個名叫科納爾的副人民委員，實際上根本不是科納爾，而是個冒名頂替者。

安娜·阿爾庫斯向偵訊員表明，自從那次與葉若夫爭吵之後，她就再也沒請他來家作客，也不再理睬他打來的電話。

她不知道，葉若夫已從斯大林那裡受命監督審判老布林什維克的準備工作，她的整個命運現在已落入葉若夫手中。但偵訊員很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現在完全明白了，為什麼葉若夫要把她的名字寫進老布林什維克的名單，儘管她與那些人毫無牽連。

C　某決定不偏不倚地對她進行調查，並去找領導，建議解除對安娜·阿爾庫斯的扣押。他聽從某個朋友的勸告，決定不把他所知道的安娜與葉若夫的事告訴莫爾恰諾夫。

C　某告訴安娜·阿爾庫斯，據賴因霍爾德交待，他曾與其他幾個聯合總部的成員於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間在她家裡數次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