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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到了。”煙霧中傳來周局長竭力保持鎮靜的聲音。我停下來，卻沒有動。直到感覺到煙霧消散，周局長站起來，我才轉過頭。在我面前的仍然是一張慈祥的臉，我嘆了一口氣。我理解周局長的謹慎，由於我已經不是部裡的特工，加上我剛才的問題確實敏感，所以我們採取了我明他暗的方式，並且我講話的過程中他一次都不打斷或者接話。要知道，對於有經驗的情報人員，觀察面部表情幾乎可以得到至關重要的情報，例如如果剛才我可以觀察到周局長的臉部表情和肢體語言的話，那麼在我十分鐘的推測陳述過程中，我就可以從他喉頭、大動脈、眼睛跳動的頻率，肢體的移動再反“推測”出這位北京最高階的情報首長對我十分鐘推測的每一個細節的反應。如果那樣的情況真出現，國家機密就可能受到嚴重侵蝕，國家安全就一定受到危害。所以對我如慈父般的周局長在知道我要提出敏感問題時要求我“按照規矩”，結果自然是我滔滔不絕講了十分鐘，卻一點反應都沒有得到，出現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先前那張慈祥的面孔。

“小楊，”周局長開口了，聲音中透著疲倦，“我一直很信任你，你也很有頭腦，不過一涉及到工作的話，保密制度必須不折不扣的實行，不能有絲毫個人感情牽涉其中。我信任你是一回事，　我們是否按照保密規矩行事是另外一回事。你剛才談的我都認真記下來了，　為了便於你可以進一步配合我們工作，我這裡在允許的範圍內適當透露一點情況也無妨，希望你可以開動腦子，經常對事情多問個為什麼。”

周局長接著說：“我們從華盛頓得到的絕密情報稱，一位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報局派遣回中國。這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我們的華盛頓朋友中央情報局哪一年不是熱情洋溢地給我們輸送間諜過來？人家的工作就是要搞我們的情報嗎，　是不是？再說我們也有反間諜機構，　不就是要等他們輸送的人上鉤？可是由於提供這份情報的是我們比較重要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後來經過查證，這個訊息屬實。可是我們卻遇到了難題。以前中央情報局派遣人員過來前，我們大多可以掌握他們的身份或者身體相貌特徵，可是這個郭青青卻什麼都沒有。後來我們進一步查證後發現，原來郭青青是國內過去的原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學生，在美國深造後和一個教授結了婚，並取得了綠卡。大概在2000年離了婚，之後她在紐約找了一位叫麥克的整容醫生給自己整容，手術經歷一年，她幾乎是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但這時發生了‘911事件’，整容醫生麥克當時正在大樓內，不幸喪生，同時所有關於郭青青整容的一切資料也在那場災難中徹底毀滅了。郭青青是在申請美國國籍時發現問題的。因為她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如果沒有醫生的證明，美國根本無法承認她就是原來的郭青青。”

“可是，在美國得到綠卡時，不是要列印指模嗎？”我打斷問。

“說起來可怕，那郭青青據說為了十指修長，連手指都做了修整，結果指模受到破壞，所以美國根本不承認她。郭青青當時非常緊張，不但身份需要回復美國籍，而且離婚時獲得的不動產等都需要她去辦理。據說她那段時間很著急，東託人西找人的。可是在美國標榜的是講法制民主，託人有什麼用？後來的情況我們也沒有完全掌握。不知道到底是她找到中央情報局還是中央情報局找到她，總之他們雙方做了交換：中央情報局為她解決了身份，她大概答應為中央情報局做些事情。我們當時得到的情報只是說，郭青青被派遣回了大陸。”

“但是，周局長，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就算一個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報局派遣進入大陸，那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正中央情報局就是幹這個工作的，每年多多少少的總得派遣一些間諜過來吧，不然他們上百億美金的經費如何花費？”我不以為然地說。

“話雖這樣說，可是由於這次情報來源重要，所以我們不能不重視。加上以往中央情報局派遣進入中國大陸的間諜大多是美國外交官、商人或者學者，就算偶爾派遣一些華裔人士進來，也大多是以學者身份順便獲得有關資料的，並且多數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你大概也知道，中央情報局派遣的很多特務幾乎都是在一進來我國領土後就被我們監視控制，有時我們為了讓美國不要那麼霸權，希望他們真正瞭解中國，所以我們就讓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