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礎上建立重工業，重工業要為人民服務，同時也注意輕工業和農業，使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目前利益結合起來，否則就要吃虧。

對於高指標應該勇於抵制，敢於修改，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指標一經確定，就神聖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毛澤東提出的十大關係主要的是經濟關係，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中的關係擺得是否恰當。擺得不恰當，經濟基礎即不鞏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關係擺得恰當是不容易的。

從我們國家大，很落後，人口多的實際和“要建設，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則出發，我們現在根據可能把原來設想的建設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錯誤。

他還以自己的理論膽識，特意告誡國務院的領導成員們：

明年度的計劃必須採取退的方針，指標可能要回到北戴河會議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這不發生“左”傾、右傾的問題。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動，右了就是投降。”

經過統一思想，為開好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準備了條件。

11月10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開幕。當天，周恩來作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這份報告，圍繞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闡釋了“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總結了“一五”計劃的經驗教訓，繼續批評了1956年的急躁冒進傾向。

周恩來在闡述今後的工作方針時，明確地指出：經濟工作在今年冒進之後，應該適當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關係經過合理的調整後較快地恢復過來，為今後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作準備。

實際上，這個報告是一個從實際出發的“促退”報告，為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一次繼續反冒進的會定了主調。

同一天，劉少奇在《目前時局問題的報告》中，也明確表示贊同周恩來和陳雲等人的看法，他說：

昨天陳雲同志也講，他主張寧願慢一點、慢一年兩年……每個五年計劃慢上一年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一些，還是“左傾”一點好？……昨天有同志講，慢一點、“右”一點，還有一點回旋餘地，過了一點、“左”了一點，迴旋餘地就很少了。

劉少奇的說法，與周恩來如出一轍。周恩來說過在經濟建設方面“左”和“右”的問題，與政治方面是不同的，“左”不等於盲動，“右”也不等於投降。這是從理論上對建設速度的一種表述。而劉少奇在這次講話中則直截了當地表示了贊同“‘右’傾一點”、“‘右’一點”的提法。

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的努力下，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了一次全面地貫徹八大經濟建設方針的會議，從理論和實踐上成功地實現了反冒進的目的。它保證了會後積極穩妥地貫徹執行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紮紮實實地開展建設工作。在八屆二中全會精神的促動下，1957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最大成效的一個年頭，穩穩當當地為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收了一個好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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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冒進（10）

艱難的反冒進，終於有了一個階段性的、可喜的成果。最令周恩來欣慰的是，八屆二中全會——這樣一個重大的中央全會，被引入了積極穩妥、實事求是的軌道。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來和與他觀點相近的反冒進的人們沒太在意的是——毛澤東對反冒進一事的反感情緒在不斷地醞釀、升級。毛澤東同意他們在某些計劃數字上進行壓縮，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在方針上反冒進。

在八屆二中全會的一次小組長會議上，毛澤東發言強調：“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業有所增加，人民是高興的。”

言下之意，總體上來說人民高興的事，不要去潑冷水。

面對1957年的計劃數字，毛澤東又比較冷靜地說：

“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票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覆地解釋。”

言下之意，不向人民解釋清楚，交待清楚，人民是不同意的。

上述兩層意思表達清楚後，毛澤東才講到計劃數字的壓縮問題。講完，他提醒與會的人：

“關於壓縮問題，必須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亂子。”

毛澤東的這份發言中提到的計劃數字，有些與計劃草案中的數字稍有出入。在講話稿印發大會全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