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委和陳丕顯本人，還是全國鐵路系統的廣大幹部，都深受鼓舞。他們預想，只要有總理支援，鐵路的混亂狀態應該能夠得到改變。

沒想到，在全國的混亂逐漸加劇的情況下，鐵路的混亂也越發不可收拾。在鐵路系統，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援的造反派們，氣焰越發囂張。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援。在16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為此發表評論員文章，其中用毛澤東的話說：“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進一步號召：“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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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中求治（3）

此後，一場周恩來做夢也想不到的全面奪權風暴，在全國掀起，從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以至各行各業都不能倖免。“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狂潮更加氾濫。

一場空前的社會混亂降臨中國。

周恩來所要面對的，不僅是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還要面對極為混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局勢。他最清楚，要制止混亂，必須儘量爭取得到毛澤東的支援。

周恩來所要解決的，是從未遇到過的困難；周恩來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和痛苦！

在全國的所謂“奪權鬥爭”中，鐵路部門的奪權更甚。

上海“一月革命”以後，全國的鐵路交通系統的奪權緊隨其後，各地鐵路網路頻頻告急，幾近癱瘓。鐵路部門從上到下，大批領導幹部在“奪權”狂風中被揪鬥關押，工交部門的幾位部長被造反派揪走。鐵路系統各級領導機構陷於癱瘓和半癱瘓；職工四處串聯，停產鬧革命去了……更加奇怪的是，周恩來要過問鐵路的事，卻找不到鐵道部部長呂正操。

在停產鬧革命的派性鬥爭中，許多鐵路幹線不時中斷，先後有上海、蚌埠、長春、齊齊哈爾、大連、廣州、武漢等地的鐵路交通發生中斷事故。待運的生產物資大量積壓，國民經濟執行受到巨大的衝擊。

1967年初，周恩來多次召集鐵路有關係統的代表談話。他嚴肅地告誡：

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

現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丟開業務不管，這是要批判的。丟開業務鬧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嗎？

現在呂正操部長被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長，這種情況對鐵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說服出來串聯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把自己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搞好。

他還多次在中南海里接見鐵路系統的造反派，對他們胡亂奪權的行為和派性鬥爭提出了直接的批評：

要立即成立一個業務小組，晝夜值班，保證業務不中斷，我每分鐘打電話都要有人，鐵路運輸一時一刻也不能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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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再這樣下去，我要把鐵道部門實行軍事管理。我給你們開過七次大會，強調全國交通大動脈一刻也不能中斷，你們就是不聽，你們想，是一個單位重要，還是全國重要？是一個人重要，還是七億人民重要？奪權，要在腦子裡奪權，奪“私”字權。

正在周恩來極力勸說人們不要出來胡鬧，要趕快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搞生產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經如同一匹脫了韁的不馴之馬，它激起了人們躁動的心態，眾多的人熱衷於打派仗，早已無心生產了。

1967年3月18日，周恩來接到一份報告，它反映位於我國東北重工業基地的齊齊哈爾鐵路局內部派性問題嚴重，其中說：在這個局內派別眾多，有200多個派性組織，經常打派仗，工作無人管；局內指揮不靈，排程員、扳道員隨便不上班，十幾臺機車開不出去；甚至有人強調要打破條條框框，砸爛規章制度。由於派性鬥爭，該上班的不上班，該擰閘的不擰閘，有幾次險些造成國際列車的碰撞……

這對周恩來來說，無異於發生“地震”，國家經濟如此震盪下去，非垮不可。必須採取軍事管制的緊急措施處理。

周恩來立即將反映齊齊哈爾鐵路局問題的報告報送毛澤東，並附上了自己的意見。

當天，周恩來還與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等人商量了如何對國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