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後，就指示哪個列車可以出去，哪個列車可以進來。我就按他的指示來辦。按總理的指示來辦，這個車才能行動。

所以，總理有時候跟紅衛兵講，也當著我的面說：呂正操，你這個鐵道部長，我替你當了。總理說過這個話。我說，我也沒辦法，你不說話，他們是哪一個都不聽，只有總理說的話，還可以聽一聽。

但是以後，我走了以後，恐怕總理說話別人也不那麼聽了。

果然如呂正操所說，在混亂的情況下，“總理說話別人也不那麼聽了”。

10月下旬，周恩來在約謝富治、楊成武、呂正操等人多次談如何維護鐵路運輸秩序和如何接待學生的問題後，領導起草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秩序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

目前鐵路運輸秩序比較混亂，為保證革命師生、旅客和國家物資的正常運輸，中央決定各省、市、自治區要認真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的精神，有計劃地組織學生來京串聯，適當控制人數。從11月1日到5日，各地串聯學生暫緩來京。

革命師生要遵守鐵路規章制度，維護鐵路運輸秩序，嚴禁攔截和阻止列車執行。鐵路部門要迅速恢復正常運輸秩序，保證客貨運輸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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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中求治（2）

該通知於10月31日發出。沒想到，通知剛發出去便遇到困難。

1966年11月，在就毛澤東第八次接見外地來京串聯的紅衛兵這個月，上海發生了集體臥軌事件。周恩來的話被人置於腦後。

11月9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中共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精神和中共中央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決定對“工總司”採取“不贊成、不支援、不參加”的態度。

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哪肯罷休。10日凌晨，王洪文等人煽動、裹脅一部分人以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狀”為名，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火車站臥軌攔車，致使滬寧線鐵路交通中斷30多個小時。

訊息很快傳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火了。鐵路大動脈中斷，國家的損失將無法估計，社會的混亂也會愈演越烈。他立即讓陳伯達電告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的行動。

同時，周恩來致電在安亭的上海工人，一方面細心地做他們的工作，另一方面指出他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周恩來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哪知道，“中央文革小組”對周恩來的意見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派張春橋赴上海解決此事。張春橋到上海後，揹著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稱“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更使周恩來為難的是，張春橋的處理意見後來卻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安亭事件雖然平息了，但鐵路交通卻更混亂了。在北京的周恩來極為焦慮。他打電話給正在挨鬥的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丕顯同志，你一定要保證鐵路運輸正常，不要讓他們把鐵路運輸搞亂了。”

在國務院，周恩來把餘秋裡和谷牧兩人調來，協助自己抓工業，並對他們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周恩來還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人寫信，明確地重申自己的觀點：“全國交通命脈，絕不能中斷。”

信是寫出去了，意思也表達清楚了。但周恩來心裡非常清楚，“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對這個話不一定聽得進去，他還必須採取其他辦法來達到保證全國交通命脈不中斷的目的。

進入1967年的第一個凌晨，還在工作的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受到衝擊的陳丕顯：“丕顯同志，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首先要整頓鐵路秩序，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絕不能中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幫’。”

1967年的第二個凌晨，周恩來又召集全國鐵路系統20餘個單位在京的代表談話，嚴肅地指出：鐵路絕不能癱瘓，一刻也不能中斷。中斷鐵路交通，不僅直接影響生產，也直接影響文化大革命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影響國計民生。

經過周恩來的說服和開導，無論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