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滌新在市人大放的這一“炮”，後來被一些“懂行”的資本家稱作“五反”運動的照明彈。

的確，這顆“照明彈”，是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的周恩來讓前哨部隊放的。在戰略的總指揮部——中南海，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人有關清除“五毒”的決策，已經做出。

進入1952年，周恩來在第一天即1月1日就主持財政部、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部長聯席會議。他在會上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資訊：我們在1952年的中心工作是精兵簡政，增產節約，而“三反”、“五反”又是其中的關鍵。

抓住關鍵，1月26日中共中央釋出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開展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

《指示》中說明，“五反”鬥爭是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三反”鬥爭而進行的，“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

命令下達後，“五反”運動很快開展起來並形成高潮。

“五反”是針對資產階級的，但它並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五反”的確是一場鬥爭，但它是一場經濟領域的階級鬥爭，而並不是一場政治領域的階級鬥爭。這是一場政策性、策略性極強的鬥爭，搞不好會出現偏差。只有認清“五反”運動的性質，才能恰到好處地開展這一運動。

為防止出現方向錯誤，周恩來在3月8日主持政務院第127次會議時特別強調：

資產階級向我們發動的進攻是一場階級鬥爭，但性質屬於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因此，“五反”運動是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我們開展這一斗爭，是為了團結資產階級，使它去掉“五毒”，是為了保證《共同綱領》的實施和國家經濟的社會主義前途，而不是消滅資產階級。鬥爭雖然激烈，但透過鬥爭，統一戰線內部是更加強了。

3月28日，周恩來在主持政務院第130次會議時，又強調了“三反”、“五反”的兩條基本原則：

“過去從寬，今後從嚴”；

“‘三反’從嚴，‘五反’從寬”。

為何有的“嚴”有的“寬”？周恩來解釋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對國家工作人員的，他們有職有權，因此對貪汙者要從嚴懲辦。“五反”中工商戶違法的數量大，但嚴重違法戶只佔5％，因此判罪應從寬。

。。

“三反”“五反”（8）

對“五反”運動的任務，他也做了進一步的部署……

“五反”鬥爭，大城市是前沿陣地，而上海、北京，又是前沿中的前沿。北京、上海的“五反”鬥爭，是周恩來直接指揮的。

1952年3月5日，是周恩來54歲生日，這一天，他壓根就沒有精力去想生日的事。當天，他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關負責人和天津市長黃敬討論《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這份檔案，是周恩來親自領導起草的。會上，他又提出了兩條修改補充意見：一是在第四條甲款中，對“有嚴重危害作用者”作了專門的規定，把嚴重違法戶的界限確定了下來。二是增加第七條關於違法行為的追算期限。

參照北京市的這一標準和辦法，當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指導全國的《關於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

3月12日，經周恩來審改定稿，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五反”分類標準的補充通知》。其中明確地表示了中央的意圖：“可使某些違法戶比例較大之城市能爭取解放大多數，縮小打擊面”。

上海的“五反”，周恩來更為關注。2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赴上海，考察和幫助那裡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來領導。到上海後，他隨時向周恩來用電話彙報情況，並得到及時的指導。

上海是“五反”的主戰場，它是從戰役來部署的。

3月15日，周恩來在聽取薄一波關於上海“三反”進展情況的電話彙報時，提醒薄：在上海應對工人、店員多多進行政策教育和階級教育。“五反”以十天為一戰役不一定夠，運動可搞到5月底結束。周恩來還提出瞭如何進行第一至五次戰役的具體意見。隨即又將上述情況書面報告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

3月至4月，薄一波不斷地向周恩來用電話彙報上海的“五反”情況。由於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