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華北的豆子運往南方牟利。這就證明反對海運的理由根本不成立。私人都可組織船隊透過海運賺錢，朝廷為何就不能開通海運？贊成海運的大臣認為自己的理由十分充足。

可是，這個時候，無論是運河上的商人還是沿海貿易的商人，都反對朝廷啟用海運。反對的理由是基於這樣的事實：運河上的糧運已大大商業化了。北上的糧船中相當大的一部分載貨被控制在私人手中（這當然是官商勾結，化公為私的結果），南下的船隻則裝載能獲利的私鹽。運河上的商人當然不願意看著這麼大的一塊蛋糕被硬生生地割走。對從事沿海貿易的商人來說，他們壓根就不願讓朝廷插手私人航運，因為那樣意味著他們隨時會受到官員的勒索與盤剝。

反對海運的官員很快就利用了上述情況，他們提出，朝廷可否開通海運應該調查沿海情況後再作決定。這個道理冠冕堂皇，誰也不能公開反對。調查“沿海情況”的結果是，沿海商人找種種藉口說朝廷不宜開闢海運。結果，這次爭論再次以海運派的失敗而告終。

海運論戰中兩派的衝突在1824年達到了不可開交的地步，因為這一年開往北京的運糧船隊陷進了淤泥中。形勢比人強，這次道光皇帝終於決定開通海運，不過得向漕運系統妥協，稱開闢海運是臨時性的。為了贖買漕運系統的運糧特權，道光在啟用海運的第二年又撥款疏浚運河。這一舉措保證了漕運系統的“財路”不被切斷。運河修好後，漕運系統理所當然地收回了運糧特權，海運在短暫啟用後被廢止。

1845年，京城的糧食再次發生嚴重短缺。這次倒是沒有經過爭論，朝廷毅然決定改用海運。但是*低效的漕運系統依然存在，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運河南段被太平軍控制後，漕運系統才不再“工作”。而此時，距1803年的那次“漕運海運之爭”已隔著40多年的光陰了。也就是說，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清朝的“海運”改革被推遲了40多年。40多年，一段多麼寶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又該蘊藏著多少發展機會？

回顧晚清的“漕運海運之爭”，我們必須說，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表面上看，好像海運派贏得了最終的勝利，可是，他們的正確主張被阻擾了40多年。當他們的主張得以落實的時候，整個大清帝國也已經搖搖欲墜了。就漕運派而言，他們雖然一次次地維護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是，他們輸掉了大義——國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們就像一群過於貪婪的寄生蟲，只知道拼命地吸血，而不知道一個簡單的道理：寄生蟲離不開寄生體，寄生體被吸乾、啃死之時，便是寄生蟲滅絕之日。

“一山放過一山攔”

在20世紀50年代，《自由中國》雜誌在臺灣非常有名，主持這本雜誌的人叫雷震。雷震主持《自由中國》整整十年，在這十年間，《自由中國》宣傳自由，倡言*，與專制*的國民黨進行思想鬥爭。鬥爭的結果是，蔣介石在1960年把雷震關進了監獄，關了整整十年。這便是當時震驚海內外的“雷震案”。在1961年雷震過65歲生日的時候，胡適手書了南宋詩人楊萬里的絕句《桂源鋪》贈予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適此舉的用意顯而易見，一方面表達了對國民黨打壓言論自由的不滿，另一方面則勉勵雷震，思想自由的溪水終究是攔不住的，“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日子終會到來。

由於與“雷震案”發生了牽連，由於胡適在特殊的時期所賦予的特殊寓意，楊萬里的這首《桂源鋪》變得更加有名——說起《自由中國》雜誌，談到雷震，人們往往就要引用這首詩。

其實，楊萬里還寫過一首在意境上與《桂源鋪》截然相反的詩，這就是《過鬆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中的一首：“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空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過一山攔。”

乍一看，這兩首詩格調迥異，前者“堂堂溪水出前村”充滿豪情，後者“一山放過一山攔”則不免悲壯。可是，如果我們把這兩首詩合起來體會，就會感到恰到好處。在人生陷入困頓的時刻，吟詠“堂堂溪水出前村”可以自壯自勉；而在人生得意之時，品讀“一山放過一山攔”則可自省自查。前者讓人不要垂頭喪氣，後者讓人不要得意忘形。

對於“堂堂溪水出前村”所寄寓的“革命樂觀主義”情懷，無需贅言，在這裡我只就“一山放過一山攔”略作發揮。

就表面理解，“一山放過一山攔”確實容易給人以悲涼之感。但如果我們拓寬思路，此語同樣可有積極的解讀。那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