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個重要側面，就是加緊扶植汪偽政權，粉刷其門面，來為其侵華戰爭服務。

1942年12月21日，由御前會議制定《為完成大東亞戰爭處理對華問題的根本方針》，提出了“對華新政策”，其基本辦法是，改變過去限制壓政權參戰的決定，讓汪加入軸心國一方向英美公開宣戰，以此“開啟日本和中國現狀的大轉機，遵循日華提攜之根本精神，專注於強化國民政府之政治力量，同時撲滅重慶政府抗日之口實，與新生的中國一起真正為共同完成戰爭而邁進”。新政策的主要內容是：

1、強化（汪）國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包括強化對各地方政府的指導，在形式上廢除在中國的祖界及治外法權等特權，確實地維持治安等各項措施；

2、經濟政策方面，“以增加和獲取為完成戰爭所必需的物資為宗旨，重點開發獲取佔領地區內的緊要物資，並積極地努力，奪取敵方物資”；

3、對重慶政府政策是，“不進行以重慶為對手的一切和平工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第580頁。＇

根據這一構想，翌年1月9日簽訂《日華共同宣言》及所謂歸還租界、廢除冶外法權等協定。9月18日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制定了日華基本條約修改要綱，10月30日由汪精衛、陳公博赴日簽字締結《日華同盟條約》，該條約有“為維護日本及中華民國兩國間永久的睦鄰友好關係，相互尊重對方主權及領土完整”，“日本國和中華民國為確保大東亞之建設和安定，應相互密切合作進行各種援助”，等等。在附屬議定書又寫道：“日本國承諾，兩國間實現全面和平並結束戰爭狀態之時，將撤走派遣到中華民國領土內的日本國軍隊。日本國放棄根據庚子事變的北京議定書及有關檔案所獲得的駐兵權。”＇堀場一雄：《中國事變戰爭指導吏》第684頁。＇

這一條約簽定後1940年《日華基本條約》連同其附屬文書“一同失效”。兩個條約相比，同盟條約作出了更多的“讓步”，宣稱要放棄駐兵權，廢除日本時華北、蒙疆、長江三角洲地區及華南沿岸島嶼等地帶的特殊要求，關於中國政權組建問題作為內政處理，日本不再堅持讓重慶政府“屈服”等等。日本試圖以此為奄奄一總的傀儡政權輸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