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認可。所以我們將先從人均產出角度衡量經濟績效，看看它在理解、評價整個19世紀美國經濟時到底會是什麼樣，然後我們才能全面、客觀地評價該指標的不足之處。

在19世紀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美國有一部分人口是奴隸，而且在這段時期的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還有一部分人口是契約式奴僕。事實上這些被剝削的工人——至少是奴隸——不應該被包括在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涉及的人口中，而是應該把他們的消費看做是中間產品——就像煤是用來驅動蒸汽機一樣——要從總產值中扣除。然後，剩餘的部分被自由人平分，從而得到經濟的人均產出值。

用這種方法計算人均產值是從奴隸主的角度來評價經濟的一種方法，因為對種植園主而言奴隸是他們獲得財富的工具。但是如果我們從20世紀末的觀點來看待經濟，並且對其經濟績效感興趣，很顯然我們必須把奴隸和僕役看做是由經濟供養的人口的一部分，並且經濟績效不能只用自由人的人均產出來判斷，而是應該用所有人的平均水平來判斷。也就是說必須是依據當今的標準評價當時的經濟。至於說奴隸和奴僕的收入很少，這和計算人均產出關係不大，一些自由人的收入也很低——某些自由人的收入水平跟奴隸或奴僕的收入水平一樣，甚至更低。問題的解決方式不是在總人口中扣除窮人數以計算人均收入，而是應該分析總人口中收入分配及其變化［這一點見本卷第3章，波普（Pope）］。

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在於自由民、奴僕和奴隸生活質量的不同。自由民可能不是完全自由的，可是相對於契約式奴僕來講是自由的。同樣，奴僕比奴隸更自由，因為他們僅僅是透過做僕役來生活——也就是4～7年後，他們就會獲得自由，而在奴隸制存在的時期，奴隸獲得自由的希望是很渺茫的。針對這一差別，應該給自由賦予消費價值，並對所有自由人賦予這一價值。這樣，當契約式的奴役狀態消除以後，產出相對來講就會增加，當奴隸被解放的時候，產出指數就會有更多的增長。透過這樣的調整，上文提到的1859年到1869年之間產出增長率的巨大下降速度將會變慢，甚至還會是上升的。唯一的問題是怎樣確定自由的消費價值指數。（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見本卷第8章，恩格爾曼。）

漫長的19世紀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遷（6）

人均收入（產出）

1793年8月托馬斯·庫珀（Thomas　Kooper）懷著和家人移居新大陸的美好憧憬，從英國漂洋過海來到美國。1794年他返回英國付清欠款，準備和家人移民出國，同時出版了一本有關美國的小冊子，這本書是他和一位英國朋友的通訊集，信的開頭這樣寫道：

雖然土地非常便宜，但是勞動力價格非常昂貴，在任何製造業上投資都是一種非

常冒險的事情，在這個國家至今沒人真正成功。儘管這些障礙還是沒有顯現出來，但

我擔心發明家和開拓者的共同命運，他們通常是富了國家窮了自己……

在表達他的感受時，庫珀絲毫沒有迴避開拓者所面臨的風險；在很多到訪者寫的資料文獻中很容易找到這些觀點。美國人自己也談到了土地擴張及其對美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相信充足的土地資源導致人們普遍的早婚和大家族的出現。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強調美國的比較優勢和美國的經濟結構［富蘭克林的觀點見本卷第4章，海恩斯；考克斯的觀點見第15章，利普西（Lipsey）］。但目前我們需要從庫珀的小冊子裡邊看到的是，在18世紀的晚期美國的土地充足而勞動力稀缺；土地便宜而勞動力昂貴。工資相對較高，與英國的收入分配相比，美國在自由民家庭之間的收入分配相對是平等的，並且，人均收入——收入的中值——也是高的。

美國的人均收入到底多高不是很清楚，但艾麗斯·瓊斯（Alice　Jones）估計在獨立戰爭之前人均收入大約同英格蘭和威爾士一樣，但也有可能比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水平要低一些。　［6］19世紀的資料顯示了這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在美國和聯合王國之間的比較——大約是30％，至少持續到1870年，英國佔優。之後，美國經濟提高更快，到1913年美國的人均GDP比聯合王國的略高（見表）。

至於其餘的歐洲國家，從目前可以獲得的資料來看，其收入水平始終要低於美國（兩個例外：比利時和荷蘭），有的時期甚至比美國低很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