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電視紀錄片，中譯版也已出版。可惜相信參考了上述著作的《拜見希特勒》，似乎未有上述德國佳作的人性刻畫，只是單刀直入地嘲諷一國元首，縱然也有一點*意味，但手法近似網際網路流行的平面惡搞，大多能引起大眾反思的立體反諷。為什麼一般惡搞不能上升到更高的思考層次？答案涉及“個人”和“結構”兩者在宏觀歷史分別佔多大比重的問題，觸及後者的往往是黑色幽默，停留在前者的，相對就偏向惡搞了。

《拜見希特勒》以希特勒的心理病為賣點，處處刻畫他虛弱、缺乏自信的人性化一面，這似乎應是諷刺*者的絕佳切入點，因此出現了我們難得一見的希特勒尿床，或躺在泡泡浴裡玩軍艦玩具等超現實場景。其實這也算是稍有所本，因為希特勒是公開的迪斯尼卡通迷（迪斯尼本人也是一個大右派），戈培爾曾以米奇老鼠畫送給他作禮物。不過希特勒的精神狀態飄忽，即使在當時也並非什麼新聞，從來沒有正常人—包括他的盟友墨索里尼—私下認為納粹“元首”（Fuhrer）不是瘋子。但他個人的病，和納粹德國的國家政策，究竟有多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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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妓、戀母狂、同性戀者，都是希特勒？

電影說，希特勒年幼時曾被父親無理虐打，導致長大後心理失衡，因此才要在弱小民族身上發洩。這類病情並非空穴來風，而且還有更多塵封的蛛絲馬跡供我們捕風捉影。例如近年確有美國作家海登（Deborah　Hayden）在著作《天才、瘋狂與梅毒之謎》（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中，推論希特勒曾經從猶太*身上染上梅毒，所以才那麼憎恨猶太人（乃至女人），並要在自傳《我的奮鬥》中抹黑梅毒為“猶太病”。

此外，卻有立論相反的德國史家馬赫坦（Lothar　Machtan）在《隱藏的希特勒》（The　Hidden　Hitler　）一書中，透過翻閱舊警察檔案言之鑿鑿地“證實”，希特勒不但是一位同性戀者，對男性肌肉有特殊喜好（並以之演化了著名的納粹男體審美觀），而且還在奧地利維也納當過應召男（相信價格也不會高），只是他掌權後為了掩飾性取向，才欲蓋彌彰地將同性戀者列入猶太人、斯拉夫人和吉卜賽人之後的*名單，但依然“本性難移”，還是忍不住和頭號親信、軍備部長施佩爾—即電影唯一對希特勒忠心耿耿的納粹高官—維持眾所周知的曖昧關係。施佩爾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築師，二人以“藝術”平輩論交，他也是戰後唯一認罪的納粹高層，夢工場也出品過關於他本人的傳記電影。

問題是，要判斷希特勒的童年陰影是否真的影響了他的具體施政，電影要麼得證明他有能力凌駕全體德國人，讓個人病擴散為集體病；要麼得相信納粹高層官員都有類似情結，都和希特勒所見略同，否則，就不能否定納粹推行的集體*有其他更深遠的淵源。只要我們承認納粹逼害猶太人和反同性戀，在歐洲有深厚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成因，這類政策的出臺，就需要上述成因共同負責，令希特勒本人的心路歷程，甚至是他本人有少量猶太血統的說法，在宏觀歷史而言，變得相對不重要。過分聚焦個人，只會淪為純八卦式揭秘，讓應有的視線被轉移，這就像我們容易因為殖民地出現了救苦救難的傳教士，而忽略殖民制度的本質，或過分喜愛醜化布什失言的一面，而忽略其外交政策的精打細算。反而另一部同一班底製作的電影《帝國的毀滅》，則著墨於希特勒晚年患上的帕金森病，這背景卻真正改變了歷史，因為帕金森病確實影響了希特勒對戰爭的判斷力和自信，以致軍事理論家認為，他晚年犯下的軍事失誤和早年的軍事成就同樣驚人，而他決定向哪裡出兵是乾綱獨運、密室決策的，毋須像落實反猶政策那樣，要啟動政府機器反覆公開宣傳。兩出電影的分別，大概就是歷史和惡搞的分野。

丘吉爾和希特勒有同樣的心理病？

談起心理病，其實包括你、我、他，大家多少總有一點，《拜見希特勒》中希特勒的精神面貌，絕非獨一無二。法國記者阿考斯和瑞士醫生朗契尼克合著的名作《病夫治國》（續集《非常病人》），就記載了20　世紀幾乎所有主要領袖的心理病。以希特勒的同代人為例，生於政治世家、以實行綏靖政策聞名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就因為要隱瞞患上腸癌而變得越發孤僻，以致偏執得一意孤行地相信希特勒的和平“誠意”，在二戰爆發後不久不得不病死（和氣死）。

張伯倫的老對手、也是希特勒老對手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