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給了她發達的創造力，也讓她的大腦由於過於興奮而失眠。她最高紀錄是連續30　天睡不著覺。那種經歷痛苦不堪，她在煎熬中無語流淚，整天在家裡穿一件寬大的睡衣，老公上班時她如此，下班回家時發現她還是如此。

在她腦海中時而想起的，是自己12　歲去了西藏當兵，聞到的高原草場的芳香；是19　歲在中越自衛反擊戰的包紮所裡無法逃避的空氣中鮮血的腥味。這些強烈的刺激讓她感受個體生命的可貴與脆弱，也讓她從一名文藝兵成為一名作家。她也想起30　歲那年離婚，經歷了情感上的一次死亡，決定拋開國內的一切隻身去到美國，幾乎從零開始學習英文乃至用英文寫作。還有與她相愛的美國外交官萊瑞，在嚴歌苓遭遇FBI幾近侮辱性的調查中，毅然用辭職捍衛自己與未婚妻的尊嚴，給她一份溫馨平和的生活。

嚴歌苓的經歷實在太豐富了，想象力也太豐富了，一個個女性的生命在她的筆下鮮活起來：《少女小漁》、《天浴》、《扶桑》、《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金陵十三釵》。這些女人各有各的不幸，卻都有一份天真與倔犟，一如扶桑，19　世紀60　年代生活在舊金山的中國妓女，接受白人男子的愛，卻拒絕他的拯救：“你可以愛我，但請不要來救贖我，因為這樣我們永遠不可能平等。”嚴歌苓就這樣為她們營造著一個個世界，她去那兒生活，跟她們聊天，聽她們苦笑，看她們生死。透過孤獨而自由的寫作，一個小女子終於擁有了一個大宇宙。而現實中的她，要趁著精力旺盛的幾年多寫一些，讓酒在最佳的發酵期內成為佳釀。寫作讓她平靜，讓她與孤獨找到對話的姿態。

與孤獨為伍也好，與世俗擁抱也好，“藝術”與“商業”似乎是活在當下的藝術家們解不開的兩扣兒。對馮小剛和陳凱歌兩位導演的採訪，使我看到了他們在糾結中的前行與自我的迴歸。第一次採訪馮小剛是在《夜宴》公映之前，他的坦率讓我感動。他說自己從前很羨慕陳凱歌、張藝謀他們拍大片、拿大獎，偏偏自己時運不濟，早年影片被禁，很有挫敗感。無奈之下，從輕鬆搞笑的賀歲片拍起，希望有一天可以從“偏房”進“廳堂”。然而對於社會和專業界普遍重正劇不重喜劇的認識，他又氣不過：“能夠讓一個人開懷大笑，比讓一個人哭難得多！後來我就覺得我也裝一回孫子，社會既然有這樣的偏見，哥就給你們拍一部看看。”

在電影的叢林中，馮小剛說他要做飢餓的掠食者。《夜宴》之後有了《集結號》、《唐山大地震》，悲劇、正劇照單全收。他的坦率還帶著些許自卑：“我是窮人家的孩子，有時候窮人家的孩子撒謊，是因為他承擔不了誠實帶來的後果。我會有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時候。……　我說過謊，但我儘量做到說的時候心虛著點，讓人能看出來。”我第二次採訪他是在《唐山大地震》公映之時，坐在我面前的他明顯地放鬆了許多，說話不必謙虛，更不用心虛。對比幾年前他對媒體界記者的小心翼翼，這一次，他毫不隱晦地表達了對娛樂傳媒的不滿。“隨著成功的積累，我也願意有時把話說得直一些，說直接話還是挺痛快的。面對娛樂媒體，我煩透了，但是沒轍。你一拳打過去，都是空氣，有時媒體也是一派打另一派，挺髒的。”不需要裝孫子的他終於不再費力地去證明自己，而是給予自己更多的自由與舒展，自比為“窮人家的孩子”的馮小剛終於挺直了腰板，“孫子”成了“老子”。

誰能在石頭上輕鬆睡覺（4）

對陳凱歌的採訪共有三次，分別是在他拍攝了《荊軻刺秦王》、《無極》、《趙氏孤兒》之後。三次採訪他給我的印象也有很大不同。第一次他喜歡引經據典，說起話來很深刻，也有點沉悶，曰人性、曰命運、曰個體、曰國家。不過與上億投資相比，電影最終只得到幾百萬票房。第二次，他憤世嫉俗，談起中國電影的求存，言必稱商業電影。他說：“過去藝術家都生活在自己的夢幻裡，現在已經赤裸裸了，必先以一個商業的姿態進入市場，不然談不上什麼藝術。”又說：“過去有一本書主義、一部戲主義，我竊笑不已。你以為人們排著長隊，到那個小玻璃框前頭，看著蒙娜麗莎的時候，是真的和達芬奇有了什麼心靈的共鳴嗎？他們欣賞的不過是一點名氣，有一點好奇心而已。所以千萬不要以為人們對藝術抱著什麼美好的幻想，說到底，所有的事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而已，跟別人沒關係。”歷時三年，投資逾3億的大製作《無極》，最劇烈的一次改變，最奢侈的一部鉅作，也是最冒險的一次賭博。他輸了，被《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惡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