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許立群、姚溱根據彭真的指示和會議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會前，彭真把這個提綱送給了在京政治局常委。會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對提綱進行了討論，後經彭真修改後，在京政治局常委審閱同意，於2月7日用電報發給在武漢的毛澤東。

2月8日，彭真、陸定一、許立群到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在聽取彙報中，除說過“‘左派’整風”三年以後再說的話外，沒有對提綱表示不同意見。毛澤東在詢問“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後表示：吳晗不罷官了，還是當他的市長。這樣，就不至於造成緊張局勢，就可以放了吧。毛澤東還表示對關鋒也要放寬，看過他的文章，寫篇雜文諷刺一下也可以，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對於《彙報提綱》，毛澤東只說了兩條意見，一是關於《提綱》中提出的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他說兩個月以後也做不了結論；二是提出不要批評郭沫若和范文瀾，他們還要在學術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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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控制局勢的《二月提綱》（5）

彭真以為毛澤東已經同意了《二月提綱》，就讓許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彙報提綱》，作為批判運動的一個指導性檔案。從2月3日的會議至8日到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作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的康生參加了所有相關的會議，檔案下發前，彭真曾將批語和提綱一起送給康生，當時康生正在看電影，等秘書唸完了批語，康生就在批語上畫了一個圈，對提綱和批語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後來，康生說這個提綱是揹著他搞的，根本不是事實。

《二月提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自然不可能對這場波及全國範圍的批判運動加以否定，而是認為“這場大辯論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大斗爭”，“應當足夠估計到這場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要估計到這場鬥爭不是經過幾個月，有幾篇結論性文章或者給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結論，就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應當積極地，認真地，不間斷地把這場鬥爭繼續下去。”

但是，《二月提綱》又明確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及由此展開的對道德繼承、“清官”、“讓步政策”、歷史人物評價和歷史研究的觀點方法等問題的討論，劃定為學術批判性質，說這是“在學術領域中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鬥爭”，“這場大辯論勢必擴充套件到其他學術領域中去”。《二月提綱》同時指出：“學術爭論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事短時間內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或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徹底的破）。”“我們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上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要准許和歡迎犯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自己改正錯誤。”

《二月提綱》還說，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的討論不要侷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如果最後還有不同意見，應當容許保留，以後繼續討論。”“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

《二月提綱》還要求“左派”“用適當的方式互相批評和互相幫助，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者走向資產階級專家、學閥道路”。《提綱》認為，即使是堅定的“左派”，也難免對新問題認識不清，在某個時候說過錯話，犯過大小錯誤，“要在適當的時機，用內部少數人整風的辦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綱》最後提出“五人小組”設立學術批判辦公室，由許立群、胡繩、吳冷西、姚溱、王力、範若愚等人組成，由許立群為辦公室主任，胡繩負責主持學術方面的工作。

試圖控制局勢的《二月提綱》（6）

《二月提綱》下發前後，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罷官》等問題進行學術討論。這一段時間，《人民日報》發表了《〈海瑞罷官〉的藝術表演錯在哪裡？》、《對〈海瑞罷官〉劇質疑》、《對批判〈海瑞罷官〉的幾點異議》等文章。其中，既有對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批評，也有人認為對吳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