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背靠背的揭發和批判，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

當時給羅瑞卿列的“罪狀”，概括起來有三條：一是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二是反對突出政治；三是向黨伸手。林彪在會上宣佈：撤銷羅瑞卿的各項職務。

羅瑞卿遭打倒內情（5）

12月16日，周恩來、鄧小平向羅瑞卿傳達毛澤東的談話：“主席對林彪講，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裡游泳，那是一片好意。這是一。第二，主席說，如果沒有這三條，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中國有很多問題都是掛起來的，掛幾百年不行，還可以掛一萬年。有什麼就檢查什麼。還說，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主席講，這個事，我們也有責任，沒有發現，及時教育。然後就說，告訴羅總長回北京，回北京再說吧。”由此可見，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想到完全打倒羅瑞卿。

羅瑞卿聽了周恩來、鄧小平的傳達後，很想不通，給周恩來打電話，要求去見毛澤東，去見林彪，希望把問題解釋清楚。周恩來告訴他不能同毛澤東見面後，羅瑞卿又馬上給林彪打電話要求見面。周恩來見此情景，感慨地說：“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會後，羅瑞卿即遭隔離審查。隨後又成立了一個“中央工作組”，於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開會，揭發批判羅瑞卿，鄧小平被指定為會議的主持者之一。鄧小平對林彪素無好感，根本不相信林對羅的那些惡意誣告。於是，會議開始後，他就把會議交給彭真一人去主持，自己與李富春等前往西北，視察三線建設。後來在“文革”中“檢討”此事時，他說：“對於這個鬥爭的嚴重性質一直沒有理解”，並承認“實際上是在開脫羅瑞卿”。

這次會議最後作出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給羅瑞卿羅列了一大堆罪名，諸如：“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推行資產階級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等，還說他是“妄圖奪取兵權，達到他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是“打著紅旗造反”的“埋藏在我們黨內軍內的‘定時炸彈’。”

林彪為什麼要打倒羅瑞卿呢？

羅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講話中說：“是因為林彪要拉我入夥，我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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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控制局勢的《二月提綱》（1）

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他在會上說：不要提《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彭真還特地講到要對那些“左派”們進行必要的整風，不要讓他們像學閥一樣武斷地以勢壓人，進行挑撥離間和破壞活動。

在羅瑞卿被打倒後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物件。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力圖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定在學術問題的範圍，儘量避免事態的擴大。

按照彭真的意見，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和《前線》雜誌發表了鄧拓署名向陽生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從學術問題的角度對《海瑞罷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副部長周揚主持寫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這是《人民日報》第一篇在這個問題上的表態文章。文章本身並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援他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對清官的分析，並認為《海瑞罷官》反映了一種社會思潮，當然這種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這就是“方求”的文章與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區別。換句話說，“方求”試圖把《海瑞罷官》當做一個學術問題來討論，並將吳晗的問題限定了“社會思潮”的範圍內，而不是從政治立場上進行批判。所以文章在開頭部分這樣寫道：

“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和有關的著作是屬於哪一家的呢？他在這出戏中盡情歌頌了一個被說成農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頌了一個被說成‘要為生民作主張’，並且因此被罷了官的海瑞。這種歌頌，反映出一種怎樣的歷史觀，又表達出一種怎樣的對現實政治的態度呢？它代表著一種什麼社會思潮，這種思潮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呢？是有利於社會主義，還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呢？”

“方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