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去年10月開始改變貨幣供給控制政策，放棄了宏觀調控措施。甚至有報道稱，我個人是迫於壓力才這麼做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解。真正瞭解中國實情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更重要的是，我們透過過去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已經為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積累了經驗。我們深知，對中國人來說，我們需要一個“軟著陸”，需要避免經濟出現大的波動。我們需要的是經濟增長率逐步減緩的“軟著陸”，如果大幅度降低經濟增長率，我們將以社會穩定為代價。一旦社會穩定遭到破壞，我們就無法啟動改革措施。

去年8月到10月，我作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主持召開了8次會議。這些會議集中討論了宏觀調控措施實施的程度及貨幣投放量控制的程度。我一直密切關注所有進展，比如我們發行了多少貨幣。透過這種辦法和我們的努力，我們基本上成功實現了經濟增長的緩慢減速，沒有發生經濟增長率的急劇下跌，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價格波動。第24節：接受美國《商業週刊》記者採訪（3）

事實上，在我們實施這些措施的時候，除了一些房地產專案之外，國家建設專案並沒有停止，也沒有大量工人下崗。人民群眾對這些措施還是相當滿意的，而透過這些措施，我們也成功減少了貨幣投放量。較之以往，目前的貨幣投放量已大幅下降。我提供幾個資料，便能說明問題：1991年，我們一共投放了590億元人民幣；而1992年的貨幣投放量為1200億元，較上年翻了一番。這預示著潛在的危險，說明經濟有可能過熱。到1993年，前6個月的貨幣投放增長量甚至超過了550億元，因此，危險已相當明顯。如果上半年的這種趨勢延續下去，1993年全年的貨幣投放量將超過2000億元，較1992年再翻一番。然而，截至1993年年底，透過採取宏觀調控措施，我們的貨幣投放量僅為1500億元，與上年相比，只增長了25％。因此，我們成功避免了經濟過熱的危險。儘管去年1500億元的貨幣投放量與前年1200億元的投放量相比僅增長25％，但25％也絕不是一個小數目。

我們不能不看到，在投放的貨幣中銀行存款準備金大量增加的事實。去年，存款準備金率是5％，而今年增加到13％。今年上半年，我們打算收回央行對商業銀行的部分再貸款，這將有助於我們緊縮銀根，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

去年11月，一度出現了食品、糧食價格上漲，也帶動了其他一些商品的價格上漲。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儘管市場上有充足的食品、糧食供應，我們也有充足的糧食儲備，但農民以及食品、糧食購銷部門從心理上指望糧食價格上漲。事實上，這種現象不該發生。去年12月，我在全國平抑糧油價格、穩定市場供應會議上的講話一公佈，食品、糧食價格就立即降下來了。

一位香港經濟學家昨天說，朱鎔基副總理一貫支援價格自由化，主張改革；這次卻在食品、糧食價格問題上採取了退縮的措施，限制食品價格上漲。我的話如果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食品、糧食價格怎麼會立即下降呢？就食品、糧食價格而言，我們不應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食品、糧食供求沒有失衡。真實的情況是糧食供大於求，不應該出現糧食價格上漲，糧食價格上漲其實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這也是為什麼在我提出限制價格上漲之後，價格就立即降下來了。如果我的話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就不可能那麼有效，可見它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

今年我們的目標是全面落實改革措施，同時要確保人們對改革措施有正確的認識。我們要確保在落實改革措施的過程中不出現大的波動。透過努力，我們將防止經濟再度過熱，確保不會出現價格大幅度上漲，經濟發展速度或者說增長率不會那麼低。如果我們能夠實現這些目標，對我們來說就是成功；就我個人而言，我對此充滿信心。

記者：你能否具體介紹一下將怎樣給經濟降溫？現在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是13％，而政府提出的目標是在7％到8％這個區間。你能否具體談談你將如何實現這個目標？

這個問題的第二部分是關於達成改革共識。之前你提到，當前開展的很多改革，正給中國的體制帶來巨大的改變。很多報道都稱，在推動稅制改革的過程中，你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你甚至不得不親自到各地去說服他們。那麼，你將採取哪些切實的措施來推行這些改革？你將採用什麼辦法敦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落實這些改革措施？你是否打算在各地都分別建立起國家、地方稅務局，然後僱用10萬人從事這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