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我的書，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我比較能夠欣賞女性並體會她們的心理，誰不喜歡聽中肯的恭維呀。第二，女性離功利戰場比男性遠，心比較靜，又看重情感生活，容易與我的價值取向產生共鳴。然而，我知道，我不只擁有女性讀者，確確實實還擁有許多忠實的男性讀者。前不久，一個公司老總，身材魁梧，性格粗獷，一米八幾的個子開一輛大三菱，在不惑之年突然迷上了我的書，那樣天真地向我坦言，他從此才開始思考人生。不過，我無須在這裡舉證了，如有必要，自會有各界男士為我作證的。我常常遇見一些政界和企業界人士，他們在學生時代都曾經喜歡我的書，現在已走上關鍵的崗位。當他們向我敘述自己的閱讀史時，我心中既感動又深感欣慰。

我的作品為我在專業範圍之外贏得了廣大讀者，同時也使我在一些專業人士那裡遭到了不務正業的譏評。好在我對此不太在意，當我做著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時候，別人的褒貶是不重要的。對於我來說，不存在正業副業之分，凡是出自內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業。若一定要說專業才是正業，那麼，我的專業是哲學，而我所寫的多數作品完全沒有離開哲學的範疇。在我的散文中，我的思考和寫作始終圍繞著那些最根本的哲學問題，例如生命的意義、死亡、時間與自我、愛與孤獨、苦難與幸福、靈魂與超越等。在現代商業化社會里，這些問題由於被遺忘而變得愈發尖銳，成為現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我想，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我的作品才會獲得比較廣泛的共鳴。我不過是在用文學的方式談哲學，如果認為哲學只能有學術論著一種表達方式，是對哲學史的無知，只要提一下狄德羅、盧梭、伏爾泰、尼采甚至柏拉圖就可以了。從讀者的接受來說，這麼多人透過我的作品領略了哲學的魅力，走近了哲學，這使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哲學事業。讀者看重的顯然主要是我的作品的哲學內涵，而非文學的技巧。我不得不克服我的羞恥心提及這個事實：人們普遍把我看作中國當今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指責這樣一個哲學家不務哲學之正業，多少有點說不過去吧。

我絲毫不低估學術工作的重要性，並且對踏實地做著這種工作並且取得了成績的同行懷有敬意。就我自己而言，我不願意做所謂純學術研究，而寧願以我的方式把學術工作納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體軌道。九十年代以來，我的確甚少出版學術專著，在《尼采與形而上學》（1990）之後，直到1995年，為了應付與人合作的一個課題，才又花了半年時間啃胡塞爾和伽達默爾的著作，就他們的意義理論寫了若干篇論文。我極其耐心地在胡塞爾的哲學迷宮裡摸索，跟隨他一步步探尋意義的源頭，終於弄明白了迷宮的路徑，發現它其實是一條並不能通向源頭的死衚衕。九十年代末，我先後在瑞士Sils…Maria和德國海德堡的兩個國際研討會上發言，討論一個長期盤旋在我頭腦中的問題，即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接受問題，我的觀點使與會的學者們大為吃驚。我由尼采在中國的接受史發現，西方哲學一旦進入中國，便往往失去了形而上學的品格，因而不再是哲學，成了某種用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學說，這種情況顯示了中西文化傳統的深刻差異。我決定對清末民初西方哲學傳入中國時的情況進行個案分析，以此方式展開這項研究，目前這部專著仍在寫作之中。最近我還在構思並開始寫作一本關於尼采的精神哲學的著作，與《轉折點》之人生哲學、《尼采與形而上學》之本體哲學湊成一個系列，算是對我的尼采研究工作做一個了結。

十一、不是博導

博士生導師是中國學界特有的一個稱謂，簡稱博導。我不是博導。其實我是願意帶學生的，也經常有青年人熱切地希望做我的學生。我於1994年當上研究員，按理說就有了帶博士生的資格，便向哲學所當時的負責人提出了這一要求。哲學所招研究生一直苦於報考者稀少，所裡一些好心人聽說我要招生，便興奮地說，這回考生該擠破門了。但是，他們白高興了一場，我的申請迄無下文。此後我不再主動申請，不過，大約是一年一度申報的時候了，有一次我也曾被問到是否報名，我給了肯定的答覆，但同樣再沒有下文。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也從不去打聽，因為我覺得，倘若我去查問，對於我和被問者都是一種侮辱。

兩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復旦大學讀完了博士和博士後、現任一所名牌大學教授的先生寫給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報考我的博士生。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裡有關人員詢問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給這位先生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