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那糧食怎麼徵？就是搜，這家那戶，翻箱倒櫃，屋裡屋外地搜，搜不到餓肚子，搜到了，在那兒放幾塊大洋，或是寫個條子放那兒。

想來想去，決定成立個“咸寧地區辦事處”，統一徵糧，統一管理、分配。請示軍裡，批准後就掛塊牌子，再刻個關防大印，到處貼布告。各師在各縣也照此辦理，在縣政府辦公，最小也是團政委當辦事處主任，我們民運部再派去幾個民運隊員當特派員，與原來的鄉、保、甲長打交道。國民黨政權垮了，隨軍南下接收城市的南下幹部團還沒到，這種做法實際是填補了一段權力真空。後來各部隊也陸續效仿，在所到之處成立類似的辦事處。

這下子可把我們忙壞了。這撥走了那撥來，一天到晚團團轉。亂徵亂派現象得到一定遏制，可那點糧都交上來也解決不了多大問題，有的部隊還打埋伏，自徵自留自用了。一些來要糧的人衝我喊，這點糧還不夠塞牙縫的。有的說沒長彎彎肚子，就別吃鐮刀頭子，掛那牌子幹什麼？

我是山東人，脾氣本來挺倔，這行幹久了，也磨鍊出來了。我就解釋，今年水災，眼下又青黃不接，敵人撤退前還搶走許多糧食，“羊毛出在羊身上”，就這點“羊毛”，老百姓的日子苦透了。其實，這話不講也都明白，大家是急呀。部隊吃不上飯，都急於把糧食抓到手裡，手裡有糧，心裡不慌呀。一支餓著肚子的軍隊，能有什麼戰鬥力？“民以食為天”，軍隊沒糧也是天塌地陷呀！

四野鐵道兵團的一個團，在咸寧北邊修橋，跑來要糧。我說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們吃的。第二天，團長、政委親自來了，說李部長呀，能不能再接濟點呀？那政委說鐵路修不好，後方糧食運不上來，你們再辛苦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我說這道理我明白，鐵道兵同志辛苦我也知道，可我只能按人頭分手頭這點糧食。誰多報人頭，我也不一定知道，我敢拿黨性保證的是，我們絕對是公平的。

許多舊政權人員都逃跑了，留下來的鼓勵他們堅守崗位，為我們工作。我們人生地不熟，他們有優勢，而且知道天下是共產黨的了，大都老實、聽話。醴陵縣長沒跑，病了，住院，找我們說要“起義”，枕頭下還放支槍。我說你這叫什麼起義呀？他臉都嚇白了。民運隊南下時沒有槍，到湖南後裝備齊整了，清一色20響，東北人叫“20摟”（讀lou）。都是籌糧時沒收鄉長、保長的。湖南、廣西土匪多，還有特務，到下邊工作挺危險的。

從湖北到廣西，籌糧是大事。大軍雲集，所到之處，物價飛漲。更要命的是有些地方，白花花的大洋硬是買不到糧食，那也得想方設法弄呀。不能讓部隊吃飽，怎麼也得吃個半飽，對付著能夠行軍打仗呀。

最後一次籌糧是在欽州附近。廣西戰役俘虜那麼多敵人，士兵好辦，給點路費讓回家了，5千多軍官要船運梧州，每人帶15斤大米。這摳那弄的，8萬多斤糧食忙活得差不多了，來命令了，讓我們奔雷州半島，去打海南島了。

下面是40軍後勤部政治處主任李金明，1949年8月10日寫於醴陵的《40軍後勤工作隊徵糧總結》中的部分文字：

正是休整時期，徵糧地點為醴陵縣清泉鄉，全鄉8個保，人口約兩萬餘，地約兩萬餘畝，一至五保平地多，山村少，柴困難，六、七、八保山村多，但六保三個甲和八保五個甲沒稻田，依靠山林和種紅薯維持生活。

該鄉人員健全，鄉公所有主任和幹事，均有保甲長，但沒有人口、地畝冊子。全鄉共攤米206000斤，柴412000斤，規定9號完成，到9號只徵八萬餘斤，部隊準備行動，工作隊要回來了，仍在繳送中。

工作隊組成，糧秣科三人，政治處一人，第一工作隊七人，宣傳隊十七人，共二十八人。集中住宿，分六個組工作，早出晚歸，開會交流經驗。先由鄉召集各保長開會，說徵借意義及數字，然後確定各保應攤數目，各保回去召集甲長開會，先派大戶或估計攤派民主評議，就讓開始送糧。先搞清有多少大戶，工作隊指名徵借，讓鄉公所直接通知大戶。

開會講話聽不懂，找當地小學教員當翻譯。

二保地主肖昌隆只報400石租，開會追出800石地租。有的地在幾個保，分散，就一塊塊查。稻田收兩季，就按兩季的40％收地主糧草。徵借是草隨糧走。部隊急等糧食下鍋。地主不讓佃戶交糧，佃戶就不敢交，工作隊就做佃戶工作，並保證發現一個，教育全體。保甲長有的陽奉陰違，當面答應好，工作做不到，有的包庇地主，替地主叫苦，瞞地畝，想平均攤派，有的受地主控制、拉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