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爆發，他這樣看此事對於中日兩國的關係：“日軍犯滬。在中國以自亂，內爭數月，無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預防，固為自致其侮，而日軍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禍，將來亦有不堪問之結局也。……為日本計，即欲倒國民黨，扶助中國另成一新局面，亦非橫衝直撞所能作到；若是所為，是自暴其無理於世界也。……中國如何，另一問題，日本則末日將至耳。”他把日本橫衝直撞擴大對華侵略，看作是日本走向末日的一個步驟。

有幾個失意政客想組織一個“憲政期成會”，約白堅武加入，“餘以無此興趣謝之，今日理論非可收效者也。昔清廷預備立憲，急進之士視為不足與謀，尚復毅然倒之；今黨治視昔之清廷何如，而謂可向之請願開放政權耶？餘今日手無斧柯，又不能上山為寇，然心實反對國民黨之一人，有實行反對者，餘必為其中之一分子，若加入理論中請願，餘惟謝不敏耳。”

他在這一年除夕的日記結尾處寫道：“大凡懷才有抱負之人，不能扼之常〔此處印本疑有脫漏〕之不得，志若終不得展，則挺險橫決而已。且譭譽是非亦非定於一時，俗諺所謂最後見者，終有大白之一日，否則負汙名以長沒，亦所甘心，較沉淪不得伸亦愉快多矣。餘疇昔嘗一參蓬萊之政，但北洋派相攜出於自爭自潰自殺而莫克挽。既而靜觀國民黨之施設，亦頗望其成功，積年累月亦瀕於絕望。返視國家民族無一領導自拔自救之人，餘忍之久矣，最後不能不一試，會待機會耳。”這不但是他一年的總結，他前半生的總結，也是預示他未來的作為。他忍耐得太久了，有機會就要一試了。

朱正：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六）（1）

到了1933年，他所等待的機會出現了：時局又起了大變化。

日本佔據東北，在那塊土地上建立了一個偽“滿洲國”之後，到1933年初又開始了新的侵略行動。1月6日進攻山海關，2月24日又向熱河進攻，3月4日佔領承德。白堅武在日記中說：“熱河全部之失，不出一星期。無人之境急行軍，亦不過如此，可謂前此未有之奇，如是將領，不亡何待矣。”他看到，熱河之後就是華北，華北已經處在日軍的槍口之下了。他不希望華北成為第二個滿洲國。怎樣來避免這個前景呢？他異想天開，想在日軍攻佔之前，先弄出一個“華北國”來。他覺得這個危急存亡的局面給了他一試身手的機會。可是他一無錢二無人，怎麼能夠實現這個設想呢，於是想去尋求日本人的支援。從長遠來說，日本人未必會贊成建立一個不同於“滿洲國”的“華北國”，但是就眼前來看，卻不妨利用他來同中國政府搗亂。日本人看到，他反對執政的國民黨態度是堅決的，又同軍界有甚深的淵源，是一個可以利用的人物。於是他們就勾結起來了。

他的日記明顯反映了他的心情和態度：

五時晤日本參陸兩部代表坂垣少將，談華北軍事近情。前方已崩潰不能成軍，再無革新之局，則救濟無望，坐侍淪亡而已。目下急起直追尚慮不及，安有徘徊延佇之餘地。餘日來感於人員之無訓練、無責任心，曠日誤事，悲痛萬分，然本身已心力交瘁矣。

古北口及灤東日軍俱壓迫甚緊，京津再無自動改革之局，待日軍到時華北又成滿洲國第二，自救之機會永失矣。吾人為保全人格，尊重體面計，始終不仰外人之鼻息；若一味遷就，則面目全非，將不能達徹底救國之主旨，何以見國人乎。

當時在白堅武同日本人之間牽線的是何庭流。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時任天津市政府外事秘書。看來他同日本軍方有特殊關係，或者乾脆就是日本特務，所以能夠在報紙報道之前把“九一八”事變的資訊告訴白堅武。白定居天津不久，何就陪日本新聞記者來訪問過他，後來又多次帶領日本軍方人士來同白接觸。白的“華北國”計劃，就是透過何同日本人聯絡的。“偕何庭流晤日友坂垣少將，商洽一切，結果尚佳。午後同日友�崎一良、何庭流、餘三人結盟。”“訪日友林康夫敘談。偕何庭流同救國，決心既定，成敗利鈍在所不問。”“向晚收到接濟費五萬圓，分配各人。晚移入新居，從此決心進行，成敗利鈍置之度外矣。”這五萬圓是從哪裡收到的，日記中未寫明，當然不問可知。這不但是骯髒的錢，而且是罪惡的錢。可是有意思的是，他把這錢分配給黨羽的同時，也匯了五十圓給李星華，李大釗的長女。到了這樣的時候他也沒有忘記幫助一下亡友的遺屬。

拿了日本人的錢，就得辦日本人的事。第一件事就是佈置刺殺于學忠。於原是吳佩孚部將，吳敗後投奉張，成了東北